作者:李瑜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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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头上的“紧箍咒”该松松了

 

■本报记者 李瑜

两会中,科技创新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的确是一道福音。然而,现行的科研管理方式却让很多人伤不起。对于希望大展拳脚的科研人来说,头上的“紧箍咒”似乎并没有松动的迹象。

行政化:让人越来越不能干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但作为一线人员,我怎么感觉头上的‘紧箍咒’好像越来越紧了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超觉得,现在很多的制度规定不是让人越来越敢干,而是越来越不能干。

比如,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去行政化”问题。“现在所有的工作步骤都是按官员的方式来管理,科级干部、处级干部、校级干部,一级管一级,界别很清楚。”王超说。 这样的管理的确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一位政协委员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大学的学院院长向校领导询问自己可不可以不要处级官职,只保留学术职务,可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要不行。

此外,行政权力也在干扰着学术环境。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王光谦指出,如果能去掉身份,不与行政级别挂钩,那么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发论文:别老拿SCI说事儿

“中国的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处境很严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袁亚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对于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在乎的往往是文章是否发在顶级杂志上,而不是关心文章的内容和质量。

其结果是,很多科研工作者辛辛苦苦作出的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和认可。很多学校还会“善意地”给出一份清单,比如在评职称时,文章发在哪些杂志上才算数。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评价所有科研人员最重要的就是SCI,根本不在乎解决了什么问题。”王超说。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科学家的论文发在美国某顶尖杂志上了。这种导向是有问题的。”袁亚湘呼吁,以后在报道一些优秀成果时,不要把《自然》和《科学》杂志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进行强调,“我们更该关注的是科研成果本身”。

袁亚湘回忆说,陈景润、华罗庚等许多老一辈科学家的文章都是发在国内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力。

“如果放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就很难了。”袁亚湘认为,未来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必须取消那些“戴帽子”和过度量化的东西。

谈退休:其实不想走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对于很多临近花甲之年的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份真实的心声。

“现在规定得很死,科研人员到60岁就必须退休,是哪个月生日就哪个月退。”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看来,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将对公务员的管理办法拿到了国有企业中,尤其是央企里。

在曹湘洪眼中,60岁并非意味着科研人员的事业走到了终点。相反,他们更像是一坛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科技人员很不容易,60岁的人其实作用是更大的。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工程技术的,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经验积累的增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强,对企业帮助很大。”曹湘洪指出,到点退休政策是对发挥科研人员作用的一种制约,更会对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退休后的老科技工作者也很郁闷,因为继续发挥余热的路被堵住了。“规定指出,退休后3年内单位不能返聘,自己也不能去外面应聘,只能在家呆着。很多科研人员跟我说,我身体也挺好的,退下来之后干什么去呢?”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曹湘洪总是很难回答。

“现在国家也在讨论延迟退休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给科技人员先出个政策,对他们网开一面,不要把管理公务员的办法用到科研人员身上。”曹湘洪说。

《中国科学报》 (2016-03-14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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