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用“内功”和“外功”来概括国际化的两大路径的话，我们现在更需要注重的是“内功”的锤炼。

■本报记者 陈彬

作为香港城市大学主管全球事务的协理副校长，程星曾笑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蓝领”。因为要处理学校大量国际性事务，他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世界各国度过的，但也正是这样“飞来飞去”的生活，让他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化”，有了更多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些见解中的很多内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在参加由西南交通大学主办的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的间隙，程星也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

我们需要怎样的国际化

《中国科学报》：当前，各国都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国际化建设。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所谓的“国际化”，是否应该给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程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加拿大学者简·奈特对“国际化”的定义比较通用。此后，一些学者也对其进行了重新补充。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定义本身还是对其进行的一系列修改，都是从西方的角度出发。然而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在教育领域对国际化的要求是不相同的。因此，用同一种定义去界定国际化显然并不合适。

比如，我们可以将美国和中国做一简单对比。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社会，因此美国学生其实并不是十分需要“走出去”才能接触国际化；而在我国，包括香港地区，受地域的限制，让学生有机会“走出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必须承认，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背后有大量国际移民为其作出贡献。目前，在美国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正是这些人在支持着美国的发展；反观内地，每年中国学生流出几十万人，这一数量要大大多于在中国工作的国外学者的人数。似乎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国际化的人才。中国的人口的确已经很多了，但人才却远远不够。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其实更需要认真考虑，对于自身而言，国际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中又能够得到什么？

《中国科学报》：那么，你觉得为了能够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国内需要做什么努力？

程星：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为他们建立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做自己比较擅长的事情。为什么在美国硅谷工作虽然十分辛苦，但依然有那么多国际人才愿意前往，就是因为那里为他们创造了这样一种好的人文环境。

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

《中国科学报》：作为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真正适应乃至引领国际化的进程？

程星：由于工作的原因，最近六七年内，我已经到过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很让我痛心的现象，那就是在相当多国家的大学里，都会设有一个“中国项目主管”的职位。这一职位的主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到中国招生。每名中国学生的到来，就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他们要在这里花费大量的学费和生活费，从而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虽然并不是每所大学都是这样，但至少也有相当多大学在仅仅为了“钱”而招收中国学生。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单纯用道德的观点加以评判。但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国外一些水平较低的高校，中国的学生还依然趋之若鹜？究其原因，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好？

程星：至少在管理机制方面，我们还有能够提高的空间。

20年前，当中美教育交流尚不通畅的时候，中国教育界人士到美国大学，总是感觉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但2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似乎觉得内地高校在某些方面已经比美国高校做得还要好。必须承认，我们的大学近年来进步很大，但这些进步究竟体现在哪里，中国大学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名列前茅？其实有很多问题的。

比如，在我看来，内地的很多大学依然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大量优秀的教授都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争取项目上，这虽然和之前教授不搞科研相比，的确是一种进步。但试问，教授在一心一意搞科研的时候，学生在他们的心目中究竟还会处在什么地位？

在这方面，香港高校的做法值得借鉴。香港高校内部制度比较健全，很少看到教授“满天飞”，最大牌的教授都会给本科生上课。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以为本科生上课为耻。

事实上，当你研究一个课题的时候，如果你能一边研究，一边在课堂上将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这在某种角度上，是在学生身上实验你的研究理论，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反馈过程。在国外，名牌教授大多很享受这种交流，但我们内地的教授是不是太忙了？是否应该将科研和学生的位置做一下调整？

高校的“内涵建设”更加重要

《中国科学报》：似乎在您看来，内地的很多高校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有些过于注重形式，但在其内心深处依然存在一种惰性，不愿意作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程星：不能否认，在某些高校的确存在这种现象。我从来不认为内地高校培养出的学生在业务水平上相较国外有太大差距，在这方面也无需妄自菲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培养的学生有其非常明显的弱点。

比如，当内地高校的学生到美国高校攻读研究生时，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很难融入周围的世界，无论是从言谈举止、生活习惯还是思维方式，他们和外界都不能接轨。这会造成两大后果。从学生个人角度看，这会给他们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造成困扰。要知道，同为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印度学生到美国后，已经有很多人成为了大学的院长、校长，公司的CEO，而我们的学生却在工作多年后，依然只是一个“技术人才”；从国家角度看，我们培养并向世界输送了这么多人才，但如果他们仅仅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几项技术、几个零件，这其实是有损国家的整体形象的。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在哪里？

程星：究其原因，我们的人文教育相对缺失。换言之，我们缺乏“内涵建设”。

如果仔细分析世界公认的名牌大学，我们会发现，这些学校之所以被称为“名牌”，除了具有很强的学科，以及为人类科学、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所大学相当于一个人，也要有涵养，要能够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内功”和“外功”来概括国际化的两大路径的话，我们现在更需要注重的是“内功”的锤炼。自己的修养提升之后，别人自然而然地便会尊敬你，加之内地高校目前的科研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处于前列，如果“内功”能够跟得上的话，内地高校的国际化建设，乃至于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地位便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