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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战火中，当时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岌岌可危。为保存文化、教育、学术力量，三所学校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开学一个月后，南京陷落，武汉、长沙为之震动。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进逼，危及衡山湘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至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长沙临时大学的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0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吴征镒等11位教师的带领下，风餐露宿，历时68天，步行3500里，穿越湘、黔、滇三省，最终到达昆明。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共有学生3000人，是抗战时期学生最多的大学。

西南联大汇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西南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教授、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经留学欧美的学者。

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和价值判断，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他们教书育人，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

学校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际支持。所以西南联大自始至终都是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校长负责制”。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各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只有师范学院留昆续办，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

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被许多人引为经典。而这句话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

（吕小羽根据百度百科及相关历史资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