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天琪

早在2013年底，这位科研院所的助理研究员，就“嗅出”了国家关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利好，在作出对市场的基本判断后，果断与合伙人注册了创业公司。

当《中国科学报》记者将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拿给朱磊看时，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奇。作为一个计算机类科研院所的助理研究员，他早在2013年底就“嗅出”了国家关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利好，在作出对市场的基本判断后，他果断与合伙人注册了从事社交OTO项目的公司，只不过那时，这一切都是瞒着供职单位干的。

说起当初创业办公司的初衷，朱磊并不讳言：“科研院所不重视年轻人才，我在科研评价、资源分配和晋升通道上都遇到了瓶颈。”

已经在助理研究员的职称上干了快4年，今年朱磊还是没有评上副研究员，这多少让他有点灰心丧气。供职单位的科研评价还是倾向于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刊物的影响力，这对于他这样专攻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多少有点吃亏。

“职称背后是资源分配问题，这是个很大的掣肘因素。”朱磊无奈地表示，“其实我们单位有很多人都在外面创业，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

朱磊告诉记者，也有一部分人因为待遇问题在外创业。毕竟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北京生活的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朱磊并不否认他内在对于自己目前所从事事业的“信仰”。

“计算机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除非你刻意回避，不然在研究过程的某个阶段一定会遇到如何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朱磊坦言至少在计算机领域，做学术与做产业并不冲突，从他决定选择科研开始，一刻也没有放弃思考将学术产业化的路径。

“现在好了，国家对创业的支持力度这么大，你会选择停薪留职专心把公司办好吗？”记者问朱磊。

“嗯……”朱磊思忖了半晌才作答，“那要看市场环境和产品预期值不值得我放弃目前所有的一切。”

“当前的背景环境与三十年前大不一样，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社会资本的积累。三十年前的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机会遍布，而且创业的代价是很低的。现在的社会已经有阶层了，而且创业的门槛已经非常高了，企业竞争压力也非常大，完全投身创业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巨大的机会成本，这些是我不得不考虑的。”朱磊继续说道。

在朱磊看来，所谓的“值得”首先是创业的方向与市场需求高度吻合，即触碰到市场的“痛点”；第二是它的技术含量值得攻关，与此同时体制内的科研工作又没有办法提供机会去进行这种技术攻关。

“总而言之，如果外在的吸引力足够大，大到足以让人放弃体制内的工作，我才会选择离开。”朱磊向记者表示，那应该是他最后的“退路”。

“那你对停薪留职鼓励创业的政策有何评价？”记者又问道。

“这个算是外部的一种激励机制吧，但即便没有这项政策，也有很多科研人员正在兼职创业，有了这项政策之后应该也不会出现大量科研人员放弃体制内的工作而离开的现象。”

朱磊之所以一直强调，“停薪留职”是他最后的“退路”，与他在创业时遇到的困难不无关系。

在公司创办初期，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投资人不认可你，主要是不认可你的资质，说到底，还是在学术界拥有的资源少。”朱磊认为，这与他在目前供职单位遇到的困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呈现。

“当我在学术界拥有一定高度之后，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同样地，如果我的创业项目发展得很好，反过来也会支持我在学术界的发展。”朱磊坚信，体制内的科研工作与体制外的创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互补共生的关系。

“那在你看来，这项政策最大的意义何在呢？”记者追问。

“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是一个风向标，说明国家现在非常重视创新创业问题，预示着这个领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利好，暗藏着巨大的机会。”朱磊认为，鉴于目前有一些体制内的科研人员已经在外创业，新政策也赋予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一定的合法性。

在刚萌生创业想法的时候，朱磊就为自己的创业远景描画了一幅蓝图，他希望把公司从市场上得出的大量现实数据拿回实验室作分析，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拿回公司寻找好的盈利模式，最后再从公司拿出资金支持实验室的其他科研人员做自己想做的研究。

“其实这是一个应用学科本来就应该遵循的模式，也是应用学科产业化的最好方式，这是我的一个理想。”朱磊最后说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朱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