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思洁

2月12日，美国圣何塞。在这个因硅谷而闻名的城市里，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年会开始了。

年会第一天，中午十二点一刻，记者坐上开往IBM总部的黑色大巴。一路上就像走在微软系统桌面中一样，越过被青草覆盖的山丘，驶过弯弯曲曲的水泥单行道，头顶镶着稀疏云朵的蓝天，俯瞰着那座被称作圣何塞的科技之都。

原来这座城市里，不仅有令诸多科技人才心向往之的谷歌、苹果、IBM等高科技企业，还有如此美丽的风景。身处其中，很难相信，这个看起来没有密集大厦伫立，而且极其适合徒步旅行和野餐的地方，就是美国科技发展的心脏。

IBM就藏在这些青色山丘的一处。下车，走进研发大楼，一段标语扑入眼帘——“科学与数据将拓展人类的能力”，落款是IBM的经典商标。

下午一点半，就是这座楼里，一场头脑风暴式的讨论会开始了。这场讨论以“创造强有力的创新环境，以解决21世纪争议性问题”为主题，就如何通过创新解决21世纪面临的生态、数据等挑战、如何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等问题集思广益。

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相比于如何提升美国的科研创新能力，我更关心的是，中国的创新环境该如何塑造。

众所周知，时至今日，中关村的崛起都足以令国人骄傲，中关村也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基地”。不仅如此，与加州类似，中关村附近也云集了清华大学等大牌名校，源源不断地为中关村培养科技工程类人才。

但是，为什么这个长期以来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基地”，与真正的硅谷相比还是存在差距？

“与美国的其他地方相比，在加州办企业成本是比较高的。但谷歌等企业还是主动把科技园区搬到这里来，这是为什么？”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旧金山区负责人秦彤反问道。

在这位从高中毕业就长居美国的中国朋友看来，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首先是因为它的原生动力在于市场，“它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市场和科研导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有足够多的人才，也有有利于维持人才创新力的自由氛围。”秦彤说。

回溯硅谷的历史，它的诞生与斯坦福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学回流的学生骤增。为满足财务需求，同时给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斯坦福大学采纳Frederick Terman的建议开辟工业园，允许高技术公司租用其地作为办公用地，最早入驻的公司是上世纪30年代由斯坦福毕业生创办的瓦里安公司。

对于同样长期居住于美国的李萍来说，令她最为头疼的是，时不时就会有来访的中国朋友问她“你知道美国政府是如何管理硅谷的吗”或是“你知道硅谷的管理委员会在哪里吗”。“观念的差别，是硅谷与中关村最大的不同。”李萍说。

相比之下，中国科技界的改革已经持续了30多年，政府也正在尝试着从科研管理中腾出一些位置，让科技与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就中关村而言，中国不可能一味地模仿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创新型科研环境方面，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新的尝试。”秦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