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淑光

【离我们生活的时代最近且影响最大的一次冒籍事件的当事人，为清末状元张謇。】

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世族，却藐视科举。书中第32回提及他要堂而皇之地帮助一位考生“冒籍”参加童试，并声言“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离经叛道的个性，也可使读者管窥“冒籍”这一科举舞弊行为。

在科举考试中，从县试、府试、院试到乡试，原则上都要求考生在籍贯所在地应考。如果考生违背规定，以假冒的籍贯到其他地区应试，即所谓冒籍，有似于今日的“高考移民”现象。总体来说，吸引考生敢于犯险冒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为趋易避难；其二，为取得考试资格。

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童试和乡试的录取采取“分省定额制”，也就是说各地的录取名额基本上是固定的。这样，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口数量不同、教育水平参差，就导致考试的难易度上有较大差异。以清代乾隆十八年乡试的录取比例为例，安徽省人口数为12435361人，录取人数为45人；四川省人口数为1368496人，录取人数为60人，两地在录取比例上竟然相差12倍之多。为了方便客居他乡的商人子弟就学和就近应考，明、清两代均在一些省份设置了商学，商学学生归属于商籍。商籍人数较少，录取比例较高。此外，清代八旗子弟享受一定优遇，旗籍的录取比例也较高。因此就有考生避难就易，通过在其他地区应考和冒占商籍、旗籍等来提高跃过龙门的可能性。

在各朝代的科举考试中，对于考生的应试资格均有严格的限定，而且不同朝代对此的限制也有所不同。明代和清代规定胥吏、倡优者的子孙、被罢免的官吏及犯过罪的人等，均属于身世不清者，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如在《明史》卷七十中记载：“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在清代还曾先后规定：“民快之子，虽经出继，仍不准考试。”“户部库丁，自属贱役，不准捐考”。其中还有一条是“冷籍不得入试”。所谓“冷籍”，按清代规定就是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在当时所设置制度下的应试公平，明、清两代针对冒籍现象采取了严格报名程序等一系列应对措施。例如，规定在报考生员时每五位考生相互担保，再请一位廪生（考试成绩优秀，由府、州、县按时发给津贴补助生活的生员）为他们担保。六人互相承担连带责任；在清代，为了甄别考生的籍贯，还派生出了审音制度，即由专人核对考生口音，以防冒籍。到乾隆十年，这一制度趋于完善，专门设立了审音御史负责审音事宜。

但是由于当时信息渠道不通畅，科举弊端横行，加之“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力，使得考生敢于犯险，冒籍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中离我们生活的时代最近且影响最大的一次冒籍事件的当事人，为清末状元张謇。

张謇的祖先世代务农，属于当时规定的“冷籍”。虽才华已显，却无法应考，因此他在老师宋璞斋的建议下冒认为如皋张氏的族孙，改名为张育才，并顺利考中生员。但是张氏一家借机反复勒索钱财，张謇家不堪其扰，几近破产。不但如此，张氏一家稍有不逞就向官府举告“张育才”忤逆不孝，张謇因此被囚三个月。他进退失据，甚至一度产生轻生念头，曾以《占籍被讼之如皋》一诗记载其时的窘况和愤懑：“丝麻经线更谁尤，大错从来铸六州……惆怅随身三尺剑，男儿今日有恩仇。”

在忍无可忍之下，张謇破釜沉舟，主动请求革除秀才身份，改回原籍应试。所幸的是，一些正直的官员和读书人如江苏学政彭久余、通州知州孙云锦、海门厅训导赵菊泉等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几经周折，最后经礼部核准，他被划归为通州籍生员。后张謇经六次乡试得中南元，五次会试得中清光绪二十年甲午科状元。十年寒窗,三场文战，七篇文章，终于有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