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珉琦

刚刚见到记者，着飞就从双肩包里拿出了录音笔和一本巨大的笔记本。他说，了解他的人都习惯了，聊天的时候随时记录，便于理清思路。

采访开始前，着飞就先给记者打了预防针，“我是同性恋中的‘非主流’”。

着飞是个“80后”，小时候有些孤独，认字特别早。因为家庭氛围比较宽松，不到5岁就可以随意翻看家里的杂志。“当时，普通的杂志里无非是些人物传记、家庭教育，当然，还有卫生保健。”着飞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这个词语就是在最后那一部分。

刚认字的时候，多是看词猜意。着飞特意询问了妈妈，同性恋是不是“那个”意思。“妈妈只说‘是’，但没有更多解释。”

他绝对算得上是接触同性恋知识比较早的。“书上只说是一种病，也不说是一种罪恶，治疗就可以。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一现象与自己有任何交集。”

从上学的时候开始，着飞就表现出对特定群体的喜好，“只是自己没有意识，这些群体有什么共同的气质”。直到上了大学，他才恍然发现，此前所关注的同性恋现象和自身的性取向原来是一回事。

“这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没有任何原因。”着飞解释。

有些震惊，也有过忧虑，但并没有强烈的自我否定。这是他对那时的自己的形容。

“病就病吧。但我得去学习它，认识它。”也许从那时起，着飞就表现出了与大多数同性恋不同的生活态度。

即便在那个仍不太开放的年代，着飞还是在上大学的地方，济南的旧书市场，淘到了来自北京的同性恋杂志。当时同性恋已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了，但仍然没有人说它是正常的。不过，着飞并不在意。“好在能接触知识，通过理性分析，捍卫正确的观点。”

2007年，刚来北京读研究生，着飞就赶上了国内同性恋运动的高峰。他组织过防艾志愿者团队，主要是发放宣传册和安全套。他还组织过同性恋的学生组织，这个叫“飞忆光年”的团队至今仍然活跃，已有五六年了。

着飞说，这个高峰带来了两个结果。

一个是民间认识的提升。凡是在北京看过小册子的人，连老大爷也会告诉别人，同性恋不可耻，要防止艾滋病传播，要尊重人权。而在此之前是绝不可能的。

其次是公益组织、社会活动的蓬勃发展。着飞参与过一个公益组织的活动，里面有联合国的官员、大学教授进行与性别相关的讲座，放电影、读书会、学英语，简直比一个普通大学的活动还多。

这些经验告诉着飞，改变对同性恋的偏见，与时代有关，与经历有关。

所谓偏见，其本质是对一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负性的预先判断。它的一种认知根源就是将人归入不同的群体。尤其当这个群体是少数时，就要作好接受嘲弄和被人误解的心理准备。

着飞对此比较坦然。主流文化是很难被动摇的，所以，不必勉强每个人的内心。因此而敌视主流文化更是不理智的。

在他看来，当社会越来越进步，并借助于信息技术的传播，人们对少数群体的了解自然就上升了，这些群体的自我认同感也会随之上升。只不过，这些改变需要时间。

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着飞开始和这个圈子有了社会交往。然而，在这个圈子中，着飞却是受到排斥的那一个。

这些“同志运动”的同性恋圈子里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必须说同性恋的好话，不能对同性恋保有任何怀疑，不能有任何敌意，不能有跟这个群体里的主流相抵触的言行。

可是，着飞认为，科学研究无禁区，谁也无法证明同性恋就百分百合理。

“任何一个理论存在被推翻的可能，那才比较客观，不必把自己说得那么不可侵犯。”着飞说，“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尚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是，这不能作为歧视和不尊重同性恋的理由。”

事实上，着飞相信，反对同性恋是一种反面的力量，能告诉我们新的知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有对立者，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他说，“为了让自己的理论更坚实，就只有不断用确凿的方式反对反同性恋的声音。”

不过，着飞从不会以一个弱势群体的姿态替自己说话。“我只是站在和你们一样的人的角度来争取本就应该属于我的权利。”

他既反对被社会过度关注，也反对自我的过度关注。过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排斥。

“不必多说。你就是你，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好。”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