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笔意外之财，王裕国先生是那一批人里面带东西带得最多的一个，都让别人眼红羡慕起来了。

■萨苏

王裕国，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导师，是我国从事计算机图形软件研究开发方面的权威之一，在海内外威望素著。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我国科学院人中在海外打官司的先驱。

打官司是因为王先生出了交通事故，而出事的地方是德国。

事情的起因是1982年王先生到德国（当时叫西德）担任访问学者, 从事GKS实现系统的研制工作。为了给国家也给自己节省一点，在那里的中国研究人员大多骑车上班。

王先生也想模仿，但不幸在数学方面属于天才的他学骑车却似乎少些灵感。更要命的是德国的自行车还都是脚闸，刹车动作复杂，王先生怎么练都玩不转。

据说德国二战时候的虎式坦克威力天下第一，败在苏联就是因为机械过于复杂，不易掌握还容易出故障，可见这种设计复杂的毛病是德国机器的通病。

不过王先生很有恒心，一到星期天他就按照笨鸟先飞、熟能生巧的原则，在波恩的马路上进行演习，一练就是几个钟头。

有一次，正在练习的时候，危险来了。王先生正骑到一个坡顶，山下开来一辆小汽车，王先生顿时慌了手脚。那位司机可没慌，他一眼就看出王先生正在抓狂，这位老兄是个明白人，马上把车停了，开车门自己站到一边看热闹。

王先生左蹬右踹，车子就是停不下来，干脆两眼一闭，勇敢地朝汽车车头撞过去，然后从人家的车顶上翻了过去，摔在车后的路面上。

还好速度不算太快，所以受伤倒是不重，还能够站起来。汽车也没受什么损坏，只那辆自行车车轮变成麻花了。德国司机赶来慰问，说要不要去医院。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理也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而且宅心仁厚。王先生感觉一下四肢都正常，有些软组织挫伤也不重，说“没事，我自己能处理，你走吧”。

那德国司机还是要请他去医院，王先生不愿意惹事，执意不去。双方语言不通，最后那司机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走了。

回来王先生把自行车扔下修理，因为医疗费都是保险出，就一拐一拐地去医院了，一看之下果然伤势不重，康复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如此几天平静过去，忽然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律师。

中国人都怕法律系统的，无论你是法官、警察还是律师，王先生当时就有些舌头大。

小伙子说：“你别紧张，我是求你给我饭吃的。”

王先生说：“我能给你什么饭吃呢？”

小伙子说：“你不是撞车了吗？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来给你打官司吧，就是给我饭吃了。”

王先生说：“我不想打官司，不就是一点小伤吗？算了。”

小伙子说：“不是你打官司，我是个律师，你委托给我，我一不要你一分钱，二不给你惹任何麻烦，给我写个经过和委托书就行，打赢了咱俩分成，四六开，我四你六。”

今天说这小子够黑的，一般律师也就是10%~15%吧。不过那日子里，中国人谁在国外打过官司啊？王先生一看不用出钱，也没麻烦，小伙子又热切，说好吧，那就交给你吧，问题是人家看见我早就停车了，而且人也出来了，还问我去不去医院，人家没有什么错啊。

小律师说：“您别管了，那就是我的事儿了。”

两个月以后，有人给王先生汇来4800马克，说：“咱们官司赢了，那位赔了8000，按约定，给你4800”。

中国人听说了都有点儿晕。那小伙子用什么罪名告的人家司机呢？要说，王先生的描述，那位也真是没啥过错嘛。最后才知道，那小律师竟然告对方司机在不允许停车的路段停车，造成交通事故，德国法官判案的依据居然是司机有没有从车里出来……

这洋法律，实在是看不懂啊。

因为这笔意外之财，王先生是那一批人里面带东西带得最多的一个，都让别人眼红羡慕起来了。那时候出国带回的圆珠笔都是好东西呢，哪像现在，要回家在商场里逛半天愣不知道该买什么——中国现在什么没有啊。

笔者有一天去父亲办公室玩，看到一台幻灯机很好玩，旁边的叔叔告诉我：“那是你爸爸从德国带回来的，当时很先进呢。”

这要不少钱吧？心里想着回来问父亲，他说：“我们那时省下的钱，除了自己家里买些电器，有个传统就是每人给单位带一件科研用仪器。只有一个例外，王国裕叔叔那年打官司赢得多，所以他带了两台，一台投影仪、一台RF谱分析仪。”

过机场检查的时候，德国人说他的东西超标了，对他说“你那两件不能都带着，只能提一件”。那就是说要扔一件，王先生一看，一件是给公家的投影仪，一件是给太太的电动缝纫机。

猜猜王先生怎么办？最后他居然把两件都带回来了。他的解决方案是，拿来一根麻绳，把两个大件捆成一件，然后王先生蹲下发力，把这个大包裹一下子就背走了——按照西德的制度，这样一大包也算一件。只要拿得动，随便带走。警察只好目瞪口呆地看着王先生扬长而去。

以王先生的智商，恐怕那个官司让他自己去打，也是能打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