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趁着年轻去旅行。而旅行还可以附加很多意义，颠倒旅行与志愿主次目的的出行，远比想象中精彩。

■本报记者 温才妃

蒋延妮与孩子们在一起。

让大学生翘首期盼的暑假来临了。这个暑假怎么过？大学生们早有计划。10个大学生也许有5个选择宅在家里，2个选择外出打工，2个选择学习外语，但至少有1个会选择出去旅行。

有人说，趁着年轻去旅行。而旅行还可以附加很多意义，比如说去某国做一名志愿者，调研当地的经济发展，帮助落后地区的孩子们学习语言，去某个生态园做动物保护工作……以至于到后来，你突然发现颠倒旅行与志愿主次目的的出行，远比想象中精彩。那么，何不开展一次以志愿者为名的旅行呢？

记者日前采访了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组织的几名成员，他们通过参与海外志愿者交流平台（Global Volunteer），获得了不一样的感受。

真实，存在于你走过的地方

当我们的意识还停留在德国是产煤大国、泰国到处是人妖……表明我们已经落伍了。因为，真正的知识永远不会停留在教科书上。

来到万隆中小企业做调研，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南奇雄一面感叹于手工皮鞋匠、纹身师傅、Logo制造商白手起家的坚韧意志，一面也对当地人的贫富分化感慨至深。

历史上有名的“万隆会议”，讨论的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而在万隆会议原址建起的博物馆对面，南奇雄看见的却是城市中最大的流浪区——各色的衣服飘荡在风中，小孩们光着脚在泥地里踢球，“仿佛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的场景”。

再往前走15分钟，就是富人的别墅区，花园、洋房修缮得很别致。“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点，我无法想象用15分钟感受出地狱和天堂的差别。而这些不走出国门是根本感受不到的。”南奇雄说。

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还有柬埔寨孤儿的“玩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蒋延妮去了柬埔寨一家孤儿院，她的职责是教孤儿们讲汉语。“我一定会给他们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出发前，蒋延妮是这么想的。但在最后，她发现改变最多的是她自己。

有一天晚上，孤儿院因欠电费停电，蒋延妮带着学生到邻居家的过道附近“借光”。过道上堆着垃圾，不时有老鼠在逃窜。“孩子们捉住老鼠轮着抛，感觉像捡到了玩具一样如获至宝。我冲上去说‘No’（不），他们却告诉我‘usually’（经常）。”

事后，她跟院长说起这件事，才知道孩子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玩具，“我们觉得很恐怖的动物，对于他们来说却与猫、狗无异，那一瞬间我反而觉得他们和自然很亲近”。或多或少地，由于这次经历，蒋延妮成为了唯一一名愿意给孩子洗头的志愿者，也因此得到了孤儿院义工的赞赏。

“一个月，我代表了中国形象”

志愿者的活动虽短，但却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有时候做点什么，兴许还真能改变他国人的偏见。

突然有一天，孩子们神神秘秘地把报纸藏了起来，似乎有意不让蒋延妮找到。原来，报纸上印着“中国计划攻打柬埔寨”的新闻，孩子们怕她看见产生隔阂，便悄悄地藏了起来。

对于孩子们而言，“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这一刻板印象，大人再怎么解释也是无力的。想起孩子们最崇拜台湾歌手周杰伦，蒋延妮决定教他们唱《青花瓷》，一边唱一边告诉他们中国人崇尚和美。一个月相处下来，孩子中的“老大”告诉蒋延妮，将来他想去中国，“想看看这个传说中恐怖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

对于这段经历，事后蒋延妮回忆说：“我们总觉得改变世界很伟大，但是我至少改变了40个孤儿对中国的看法，看似小，其实长远。因为这群人是柬埔寨为数不多的受教育者，他们将来的能量巨大。”

事实上，不仅仅要帮助当地人消除对中国的偏见，志愿者通常还要面对一些不太友好的外国志愿者。

担任小组带头人的南奇雄，一开始就被大胆直接的欧洲队友“将了一军”，“中国人行事很疯狂”，接着他列举了种种他看不惯的行为，而南奇雄只是简洁有力地回答了一句：“因为在中国什么事情都能发生。”欧洲队友一下子被怔住了。

蒋延妮用的则是“美食建交”。一不小心倒多酱油的排骨，却让欧洲志愿者吃得停不下来，然后她从美食讲到故乡，从排骨介绍到火锅，激动之余还掏出手机中的美食照，一部活脱脱的真人版《舌尖上的中国》一举“拿”下了其他国志愿者。

“他们都说一定要来中国。”说到此，蒋延妮开心地笑了。

不要形成中国思维定式

也许是受国内旅游的毒害，中国人境外游的心态总是在过度提防和以自我为中心两个极端游走，要么认为“景区骗子满街走”，要么认为“谁花钱谁就是大爷”。处处中国人思维，显然在国外是“吃不开”的。

来自有“首堵”之称的北京，南奇雄怎么也无法理解印尼司机总是以“堵车”为由，解释动则迟到两三个小时的现象。经历了一回、两回、三回后，他释然了。“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时间观念差不是问题，但当地人活得不会太过疲惫，也很少见到他们发脾气。”南奇雄把它归为一种“文化”。

在旅行中转变中国人思维，北京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张瑛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初到印尼，恰巧遇上她19岁生日，可是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么幸运——被安排在富人区住宿，住在平民家里的她每天只能洗凉水澡、用电风扇、睡床垫，就连吃饭也无人招呼，一时间张瑛心里的落寞无以复加。

“之后，我很幸运地遇到一个中国女孩，她劝我不要用中国人思维去看待问题，而是要试着去理解他人。”张瑛说。从那一天起，她决定不再关在屋子里当宅女。

志愿服务间隙，各国志愿者相约爬火山，遇上斋月游行堵车，有志愿者急得在车上发脾气，张瑛提议教大家学中文、唱中文歌，很快打破了僵局。“因为我看见了过去的自己，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何不让自己和他人高高兴兴的呢？”

张瑛说，有些事是人们想得太少了，就像她出国前没有作好心理准备；而有些事，却是人们想得太多了。在来印尼之前，考虑到1998年的排华事件，爸爸交代她千万不要透露自己是中国人的信息。但到了日惹，有个陌生人带着他们逛了半天街，还参观了博物馆。张瑛原想他准是想贪图小费，可最后陌生人却连一分钱都没要。这让她对当地人多了一分好感。

回国后沉淀，张瑛发现自己改变了很多。“中国学生功利考研的人很多，突然发现一直功利地做事并不是我想要的。”张瑛说，如果条件允许，自己并不急于考研、找工作，而是想用一年的时间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在旅行中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