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直接涉及外交的改革主要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说，它回应了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界许多人长期以来的呼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政府几乎所有部门都与外界建立了联系，党和军队也与外界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可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我国的外交事务，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对外关系。由于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都有自己解读和落实外交目标的视角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总体上统筹国家内外需求和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加合理的外交战略，如何让各个部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加强协调，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的外交战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越来越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近几年，国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努力。比如建立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等等。但由于各种原因，总的来说，效果还不是十分理想。
其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解决我国涉外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很有必要。在对外交问题加强协调需求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现行的体制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当前，我国主要由国务委员协调外交事务，但其协调的力度比较有限。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成立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没有常设机构来负责协调日常工作。在没有国家法定授权的情况下，二者实际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这些体制方面的原因，我们也需要成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实体机制来应对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三是我国需要加强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统筹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国内国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所以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国家不仅需要考虑国际的因素，也要考虑国内的因素，需要兼顾国内国际两种因素，这样才能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这样一种机制。
第四，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维护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很多重大的改革和开放的措施，涉及很多既得利益，必然要面临强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落实好改革开放的措施，不光要在国内下大力气，在国际上也要营造一个和平、稳定、合作的环境。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制，保证我们不被一些具体的问题所困扰，坚定不移地为国内的深化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总的来说，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
为了确保新时期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除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在对外关系方面还需要处理好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如何看待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性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外关系应该是一种“双赢”的模式。去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清华举办的和平论坛上曾说：“一个国家要想谋求自身的发展，必须让别人也发展。要谋求自身的安全，必须让别人也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
第二是新时期如何坚持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问题。比如在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如何处理好维权和维稳之间的关系？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内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如何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对外关系？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正在采取积极回应的姿态。我认为，在新时期还是要坚持外交的总的目的，即为国内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营造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三是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国内外有不少人认为，崛起大国必然要与霸权国家发生对抗。但是，仔细分析历史、现实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势，我们发现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中美两国避免对抗虽然可能，但不是必然，两国都需要努力才能够做到。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这些不同也加剧了两国对彼此的担心。因此，中美两国都不应掉以轻心，都需要重视并审慎处理好这一关系，避免让对彼此的担心变成敌对，乃至对抗和战争。
第四是如何处理好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问题。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主要是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和日本的关系中除了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还有历史问题。新一代领导集体统一思想，提出在维护国家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稳定和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工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明显的稳定和好转的趋势。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复杂，如何坚持原则，管控争端，避免冲突，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考验。
第五是如何处理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和改革的问题。中美正式举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这些都彰显了中央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决心。中央扩大对外开放的用意是多重的，一是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开放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三是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使得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合理和有效率。
第六是处理好中国的国内发展和国际责任问题。作为一个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国家，作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有着日益重要利益的国家，中国有责任也应该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面对和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要加强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加强对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做法上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就全球治理提出我们的意见。总之，履行国际责任需要中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更需要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供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重视智库的建设，希望通过加强智库建设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确保我国外交能够保持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外交上需要有一个评估、反思和纠错的机制。改革开放前，在外交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结果出了不少问题，如“文革”前期，中国同时和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现在外交上虽然有了不同的声音，但这些不同声音的表达常常是无序和情绪化的，特别是网上，充满了谩骂和诅咒，使得对理性务实的公开讨论难以进行。即使在内部会议里，对外交问题的讨论也很不充分。这种情况不利于理性和务实的决策。相信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这一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和解决。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4-03-14 第6版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