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以前笔者写过一篇论大学去行政化的文章，友人读后质疑说：“大学总不能不要行政人员吧？”其实，这些年有关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引起大学内行政人员的第一反应便是企图端掉他们的饭碗。这样的误解又被无限地放大，结果是，不仅行政干预有增无减，而且为了表现行政部门的力量或者说魅力，行政作为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力度也日渐增强。但问题是，大学乃教育机构，并非行政机关，行政部门这样展示肌肉式的无限作为，其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大学需要行政机关是不言而喻的，去行政化也不是说要取消大学的行政机关，更不是说，让教师来承担行政职务，全员性地“双肩挑”，大学的运转就必然正常。实际上，大学的日常运作，都是有赖于行政机关的协调和服务的，所谓教师与行政人员各司其职，正是大学的常态。但从理论上说，大学行政机关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协调和服务两个方面，一旦出现僭越的情况，必然打破教育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使学校偏向行政一端，从而压缩教育、教学的功能，这就是有识之士呼吁去行政化的原因。

在响应去行政化的呼声时最常听到的是大学领导对“落实大学自主权”的强调。由于“落实大学自主权”有《高等教育法》等文献的支撑，很容易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成了“依法治校”的具体体现，因而显得特别引人瞩目。但在自主权迟迟无法全面落实后，“落实大学自主权”却也成为一种推迟改革的借口。

因为大学自身如果确有改革的愿望，在没有完全自主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校内先行先试，起码可以做到精简机构，或者给教师更多的教育和教学权，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但类似的改变，至少在多数学校还难以见到。以“落实大学自主权”来响应去行政化，实际是将责任上推至上级教育管理部门，这也显示出现有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本身的局限。

也许上面的“推迟改革”说得太笼统了，准确地说，大学也在改变，只是有些改变很难用“教育改革”来定义。事实上，去行政化在没有体制保障的情况下，反而从反面激活了行政机关。它们会以各种改变和作为体现自己的存在，但这些自卫式的扩张和力量的展现，却正好与去行政化的目标相违背。

衡量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准很多，课外讲座即是其中之一。但据笔者的观察，除了少数几所名校能够保持一年有多场面向全校学生的高水平学术讲座以外，大多数学校的学术讲座都停留在数量少、范围窄和水准不高的层面上。当然，有胜于无，水准也是可以慢慢提高的，这也还说得过去。但值得注意的是，由行政部门组织或牵头的非学术类的讲座和活动越来越频繁地举办，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课外时间，其本身就在冲淡学术氛围。

没有学术氛围自然就不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本来许多应试教育下成长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就算完成了家长赋予的“任务”，学习热情已呈每况愈下之势，再没有学术上的引导和激励，翘课自然成为普遍现象。这原本是管理部门的导向引发的问题，却被转嫁到教师身上，成了教师的责任，甚至是考核他们的标准。有的学校在学生测评教师的标准里，还列上“是否点名”一条，殊不知如果任课老师每次课都点名，将大大影响教学的时间。

过去有句话，叫“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现在学校中的管理人员许多都是教师出身，可一旦担任行政职务就忘记了“教育规律”。据11月3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山东某职业技术学院给学生发放内置门禁、饭卡等功能的手机，看上去这是一个服务学生的“改革举措”，其实暗藏着校方行政部门与当地电信公司的利益交换，因为学生每月必须交纳39元的“电信套餐”费才能享受这些功能。这不仅是学生利益受损和选择权被剥夺的问题，他们对于大学的美好想象，进而产生一点理想种子的可能也由此被扼杀了。

去行政化的呼声，在现实中并没有减少行政干预，反而让大学中的行政作为愈加强势和普遍。这个窘境至少反映出两个现实问题：其一，如果继续以行政的方式去行政化，只能加强行政化，并且进一步削弱学校的教育功能。其二，现实地看，去行政化若非从体制上改变或者说体制创新，是无法真正起到效果的。因为体制上的局限或者说漏洞不仅导致权力寻租，也在助长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利用体制和管理的漏洞来展现其行政能力，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而这样下去，最终被牺牲的一定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以及不止一代的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