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程

最近，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院、台湾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安徽大学文学院宣布，将联合召开“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学术会议，邀集海内外知名学者和学术新秀深入研究和共同探讨这场伟大运动的特质及其深远影响。此举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了热烈反响，科技界对此也十分期待。

以《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问世为兴起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因此，反思新文化运动不能不反思启蒙运动。而要反思启蒙运动，就必须了解东西方启蒙存在的众多差异。

首先，东亚的启蒙是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大背景下，围绕如何抵抗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袭这一主题展开的。因此，建设能够抵御外敌侵略的现代国家始终是东亚启蒙的一项主要目标。东亚启蒙被刻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

启蒙在西欧兴起之时，西欧各国（除德国外）均已建立君主制统一国家。因此，西欧的启蒙不仅主张抵抗国家强权、实现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且还反对绝对君主发动的对外战争。在西欧，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和国际和平友好之间并不存在张力。而在东亚，为了实现对外独立，有必要建立强大的统一国家，至于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则依赖于上述目标的达成。换言之，在东亚，“立国”乃当务之急，由于要“立国”所以要“立人”。这样一来，国家意识的觉醒便成了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个人意识的觉醒则成了次要内容。

东亚启蒙思想家不会不清楚，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没有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就没有个人的自由与独立；没有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国家也很难实现自由与独立。因此，必须同时处理好实现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和实现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课题。

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亚洲国家接二连三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人们开始深刻地意识到国家的独立面临着严重危机。在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使一般民众觉醒为成熟的政治主体的情况下，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将实现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和实现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这两个课题脱钩，将建立更为强大的国家体制作为优先任务。这样一来，东亚的启蒙已不再像西欧那样以反对绝对权力为目的，而是希望维护和进一步加强绝对主义。

启蒙的重点由“立人”转变为“立国”意味着对启蒙初衷的背弃。它使得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乃至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同国际和平友好概念之间更加难以结合。结果是，东亚的启蒙思想家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部分人依然坚持走实现个人的自由与独立的启蒙路线，另一部分人则转向了一条专注于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体制的道路。

其次，东亚的启蒙是以吸收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科学革命后的西方思想的方式展开的。虽然东亚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民主”等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具有“启蒙主义”特征，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19世纪的烙印，因而或多或少地带有与西欧的启蒙思想不同的色彩。

西欧的启蒙思想是在封建社会关系趋于解体、近代社会秩序逐渐形成这一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它当然会引起希望变革传统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东亚启蒙思想家们的关注。而在这些人活跃的时代，孔德的实证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边沁与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以及源自于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十分流行。因此，东亚的启蒙思想家们必然会受到这些西方“新”思想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后的科学思想的影响。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后，科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法国兴建了一批非教会大学，以致在大学里取得教职的科学家急速增多。紧接着，德国境内又兴建了一批近代大学，自然科学成了大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研究领域。快速发展起来的科学后来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使“为了技术的科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此时，人们更加关注科学研究给产业界和国家带来了多少利益。科学的功利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唯科学主义开始迅速蔓延。

法国大革命后，西方思想家们对科学的理解，尽管混杂着幻想与误解，但却被东亚启蒙思想家们广泛接受。他们不仅将科学看作是基于理性主义和怀疑精神的产物，同时也将之与技术混为一谈。这样一来，被他们视作为社会文明的尺度、国家力量的象征的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技术更合适。

由于东亚的启蒙存在先天不足，加上后来的战乱使其无法深入展开，致使启蒙在东亚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我们在反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际，有必要对东亚的思想启蒙问题一并进行深入反思。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