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原
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紫禁城就一直是天下的中心。满族人的入主虽然颠覆了朱明王朝，却把旧朝的制度和文化一揽子接收下来，包括巍峨的皇城。确实，与努尔哈赤的盛京（沈阳）比起来，只有北京城的中轴线建筑群才真正具有普天之下、唯此为大的意象。由明入清，大明门改成了大清门，承天门改成了天安门，改朝换代简化为统治权的命名法。盖因朝代可以更迭，但天下的秩序仍然运行不悖。
到了辛亥革命后，国家取代了天下。既然天下的秩序大变，紫禁城就不再是君权天授的空间象征，皇城易名为故宫，大清门改为中华门。整个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中退身出来，成为最大规模的民族建筑标本。国民政府自放弃北平、定都南京伊始，就一直在寻求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吕彦直的中山陵代表了南京政府对于折中主义风格的偏好。民国式建筑的国家形象由传统的大屋顶和西洋式的建筑格局混合而成。不过这种造型正好与民族—国家的观念相吻合：大屋顶象征着民族，西式建筑格局则象征着现代国家政体的性质。但是，民国的折中主义建筑固然典雅和精美，却很难体现恢弘的气象。“民国式”建筑延续到台湾后就到了尽头。1949年之后，新中国再次重新寻找符合国家政体性质的空间象征就显得势在必行。
这一次，焦点又再次引向了北京城。天安门从中轴线建筑群中脱颖而出，它不再是旧皇宫的外城门，而是被塑造成历史的屏幕。它的后面是有名无实的古典型权力中枢；在它前面，历史建筑必然要遭到清除，这样才能打造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空间。天安门广场重构了中轴线的空间秩序前，也为寻找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奠定了基础。在天安门前，“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古训已不大管用。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像嵌入到中轴线上的时代坐标，以它为核心，西边是人民大会堂，东边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整个组合造出了符合新中国之国家意志的空间意象。
这片空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但北京城的历史给国家形象的定位带来了困难。重构北京城的中轴线，等于让历史成为新国家权力的基底。作为政体象征的人民大会堂尚好理解，而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的建筑定位却另有含义。选择在最具有历史感的中轴线上建造一个历史容器和革命祭坛，而不是像梁思成先生所倡议的那样彻底保护历史，其实最大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重新诠释历史。这一点也体现在命名上，将中国历史与革命历史放在一起，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区分古典中国和新中国两种历史的性质。由此而得到的建筑形象出奇地大，长长的柱廊让人们想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建筑风格。它真正是个社会主义建筑的典型，拥有意识形态所偏好的宏大体量，里面的展品收藏却与它的规格形式不相称。
当历史之书翻到了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意味着，古典中国史与近代革命史之间的界线已被国家的概念所涵盖。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家的形象呢？
2004年，北京举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国际招标”就是一场新国家形象的预演赛。与50年前的拆旧建新正好相反，新的国家博物馆以历史主义为原则——任务书要求保留旧的历史与革命博物馆的四个立面。库哈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典说在此得到了回应。这就是说，新的国家形象必须从红色经典的胚胎里产生出来。虽然不少世界一流的建筑师努力给出了别具一格的答案，但是，最有创意的，如H&D的方案却被放弃。我以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无论如何，保持红色经典的原则使得张开济先生（原博物馆的设计者）要比梁思成先生幸运得多，在梁先生保护北京旧城的计划落空多年之后，国家的想象已经和整个天安门广场建筑群融为一体。此时，我们确实很难分清楚：旧北京的中轴线与新中国的政体式建筑群，哪个更具有中国精神？哪一个才更能体现国家的想象？
（节选自《被压迫的美学：视觉表象的文化批评》，冯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报》 (2013-05-17 第15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