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挺进
1944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读者调查评出来的“南玲北梅”，现在很难查出当时的读者评语或书店说法了。梅娘自己则说“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
《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收录了两篇短文、一个故事和致朋友的三封书信，记录了梅娘一方对“南玲北梅”关联的论说。
梅娘与张爱玲有过始终不曾交流的三次“交往”。
第一次是1942年夏初（时间不准确），中南海有一个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然而在众多的淑女、男士的簇拥下，梅娘千寻万觅，只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张爱玲簇拥在众人包围中，梅娘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第二次在1944年冬，上海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剧院外飘着冷雨，因为张爱玲又被簇拥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梅娘便未上前搭话。
第三次已经是1995年初夏，梅娘趁在美国逗留的机会，托《中国时报》的朋友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
对于张爱玲的作品，梅娘用四个词——“冷隽”、“深邃”、“浓艳”，以及“惭愧”，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敬意。
1944年“南玲北梅”开始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女人的异类，遭遇她就像遇上的喷着毒液的蛇。我真佩服张那不动声色的冷峻，反正我写不出来。”这是她所欣赏的“冷”。
“再读《金锁记》，曹七巧从贪恋黄金到被黄金吞蚀，只余留了一种最最可怕的情感——复仇！凡是自己未曾拥有的，谁也不准拥有，哪怕是自己的女儿。这是魔鬼的逻辑！读到曹七巧用市井淫秽的语言开心地揶揄初恋的女儿时，我毛骨悚然了。冰冰冷的黄金吃掉了至情的母性，这多么可怕，张爱玲，你是揭露得多么淋漓！”这是她看到的“深”。
梅娘还反复地玩味张的“浓艳”或者隽永：“张爱玲这样塑造了倾城之中的女主人公流苏：‘怯怯的身材，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这是个十足令男人怜爱的女人。”为此，梅娘总是自我表白：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张爱玲那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那种“深邃的冷峻”，“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这是一份由衷的对张的“感佩”。
但梅娘自有她的倾向和判断，“张爱玲曾给予我的震撼”，是与“我感到的遗憾”相当的：“掩卷之余，一缕惆怅兜上心来，仿佛流苏在我耳边絮语：‘倾城之际，你要抓牢男人！’我反问了，为什么是抓牢男人，而不是与男人共同奋进呢？”她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习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
对此差异，梅娘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活理念，自然会导引出不同的生活实态。”
这的确点出了她们之间根本的差异：作品里张爱玲“深邃的冷峻”，来自生活中“爱抚的渴望”的完全失落；梅娘自幼有慈父的宝爱，使她从不放弃创作时理想信念的求索。而个性里面，梅娘矜持、朴素、大气、坚韧的品质，都源于因饱满充实的关爱生成的自信，这种信心的支撑，使她在任何挫折之下，都拥有心灵的“安稳”，而不必向外在的世界去寻找“安稳”。“如果问我为什么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那很简单，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而已。”这飞扬的“求善之心”，渊源于她儿时充分体验过的“善待”。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带来的两个无法交汇的创作走向，“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梅娘的这一期望，恐怕很难实现。不要紧，梅娘对张爱玲的观察和评价本身是恰当、准确的，她不必低抑自己的路数，“张爱玲的大红大紫，是社会接纳了她。我之被冷落，是我没有她作品中所展示的意境。”这一节话，评张是对的，自评却不尽然。（节选自凤凰网文化）
《中国科学报》 (2013-05-17 第15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