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
好莱坞在世界各国“攻城掠地”，在中国也早已长驱直入、“横行多年”，但是，好莱坞的经验在中国却一直得不到系统的研究和借鉴。电影研究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深信好莱坞经典类型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 刘畅
“我喜欢好莱坞，可我的这点艺术趣味和理念在文化学者和我的一些同事、朋友那里是很不被看好的，有时还受到‘歧视’。我们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就曾问我：郝建你怎么喜欢好莱坞啊？”
“但如果让我给好莱坞电影贴个标签，那就是两个字——‘好看’。好莱坞一词默认指代的就是一种美的故事、吸引力的影像和故事中蕴涵的人情伦理，对善的肯定和对人性恶的承认和剖析。”电影研究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对好莱坞电影如是阐述。
观众和作者良性互动形成的游戏规则
“我自己写电影、教电影总是不厌其烦地跟自己说，跟别人吵，坚持说如果想搞电影创作，还是先要把好莱坞讲故事的方法学到手。”
虽然有批评人士认为，好莱坞电影只不过是华而不实的快餐文化产物，但郝建依然坚持在好莱坞电影中探寻着任何可以吸收的营养。
“记得我和女儿去看《变形金刚3》，两个半小时的动作冲击，加上音乐烘托和台词小幽默，两人都觉得非常过瘾，中途甚至有观众鼓掌。”郝建谈到，“就在这些肤浅又炫目、无聊又有趣的视觉炸弹的底层，确实是有些坚定的信念打中我们的软肋的。”
在郝建看来，《变形金刚》系列一直在挖掘观众心中的那些恐惧，只不过它把一种可怕的强大力量拟人化了。“外星生物其实是将我们人类对自己的错误、罪行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结合在一起。这种深层恐惧让许多天才艺术家在里头找到艺术趣味。左翼文人会说这不过是商人的赚钱把戏，没啥真感情，我并不这么看。”
面对有些人对好莱坞电影那近乎固定套路的批评，郝建告诉记者，好莱坞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是由其风格明朗的类型电影奠定的。“近几年国内凡是成功的电影，都是咬住一个类型认真做。类型电影是商业电影的常规，相当于诗词中的格律。是观众和作者对话、交流、互相促进，历经多年才形成的游戏规则，电影类型的底层都有我们的心理情结和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点。”
“现如今，好莱坞类型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已经起到相当强的借鉴作用。这几年成功的，全是类型电影。比如动作喜剧《泰囧》、爱情片《北京遇上西雅图》。而中国这几年来最值得送到奥斯卡评选最佳外语片奖的，就是《钢的琴》。总体上来讲，《钢的琴》明显走的是动作喜剧的路数。”
“媚俗”还是“媚雅”
“在好莱坞电影里，就艺术趣味来说追求的永远是大众化，把大众文化讲出‘文化’；就价值观来说被顶礼膜拜的永远是个人，由个人主义出发去推己及人。”
今年年初，几部国产电影在票房上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甚至不输同档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儿。这几部电影和好莱坞电影有一个共同点：有评论家批评其庸俗、媚俗。
“低俗、媚俗并不是一件坏事。”郝建直言，做电影“媚俗”是天经地义的，就和商家要迎合讨好顾客是一样的道理。而“媚雅”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好莱坞电影强调个人英雄主义，我们的主旋律电影则是集体主义。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主题，无分俗雅。”郝建认为，现在国内的电影，“媚俗”还嫌不够。“据我所知，大陆真正踏踏实实眼睛瞄着观众，想给普通观众拍片的导演很少。电影必须要迎合大众，我认为媚俗是一个正面词。相比起来，‘媚雅’对电影市场的危害更大。”
审查制度不是借口
虽然近年一些中国电影取得了不错的票房，甚至走出国门。但还是难敌好莱坞电影大军的狂潮。“中国电影怎样崛起？一句话：取消政府出面操办的审查制度。不是改变，而是取消！”谈到中国电影的崛起，郝建提到。
郝建举例，前段时日，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救的姜戈》这部作品刚刚登陆中国大陆，便被紧急叫停。“高度法制化的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他们拥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而对于艺术活动带来的道德伦理影响，也是由成年观众自己负责。《被解救的姜戈》风波让我们看到，我们还处在一个敏感、脆弱、刚性管制的社会文化环境；电影放映没有分级制。”
很多人把美国的分级制度误以为是审查制度，其实那是一种行业自律行为。“在电影上映后，如内容不妥，可以有事后的追究，通过法律来申诉解决，进行事后审查。”郝建认为，电影始终应该由观众来评判，“不能把观众当小孩儿，冯小刚也提议解禁审查制度，这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界的共识。没有自由表达，何谈艺术创作？”
“但电影人仍须记住，责任在自己的肩上。”郝建提到，审查制度只是一种外部因素，在当前制度下，并不是不可能出现大导演和好作品。“比如在同样有审查制度的前苏联，一样产出了优秀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虽然必须承认审查制度影响很大，但这不能成为导演拍烂片的借口。”
《中国科学报》 (2013-05-03 第16版 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