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
1922年，19岁的英国青年乔治·奥威尔来到彼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担任警察。奥威尔出生于印度，他的祖父是加尔各答的教会执事，父亲在印度担任殖民官员，母亲的家族则是在下缅甸担任造船商与柚木交易商。所以他选择来到这个潮湿炎热的魔幻之地。
在缅甸不同城镇住了五年后，奥威尔回到英国，选择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十年后他写下：“比寂寞或炎热更重要的一项基本事实是，这里的景色相当奇异。起初，这个异国的景色令他厌烦，而后令他憎恨，但最后他会逐渐喜爱上它，他的意识以及他的信念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景色不可思议的影响。”
五年的缅甸生活对奥威尔后来的写作理念起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不只来自那奇异瑰丽的热带风情，更在于他自身作为殖民体制的一环，尤其警察是压迫者的第一线，让他产生巨大的罪恶感，并反省到殖民主义的问题。他开始凝视底层人民、被压迫者，并且学着述说他们的故事。“码头上的犯人、死刑室等待行刑的男子、我欺凌过的下层民众以及老农、还有我在盛怒之下用木棍打过的仆役，他们的脸孔不断在我脑中萦绕着。”日后他写道。
回到英国一年后，奥威尔就发表文章《一个国家如何被剥削：大英帝国在缅甸》，并进而关注英国本身的底层生活。几年后，奥威尔发表以缅甸生活经验为背景的小说《缅甸岁月》。十多年后，震惊世界的《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出版。这两本小说是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背景，批判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只是，1920年代就离开缅甸、并且死于1950年的奥威尔，可能没有想到这两本政治寓言小说，竟然成为20世纪后半叶缅甸政治的最佳描写。
有则笑话是说奥威尔不只为缅甸写了一部小说，而是三部：《缅甸岁月》、《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
《动物农庄》的缅甸文版被改编成当地场景，并被赋予更诗意的书名：《四条腿的革命》。一个缅甸人说，这本书很有缅甸风味，“因为他讲的是猪和狗统治国家的故事，而这种事在缅甸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另一个缅甸人说，他们没有必要读《一九八四》，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九八四》。
几年前，美国记者埃玛·拉金出版了一本书《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一方面寻找当年奥威尔的身影，探索他当年的缅甸生活如何影响后来他的写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对比《一九八四》、《动物农庄》和当今的缅甸政治。
“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这是《一九八四》里面的名言。在《一九八四》的世界，党员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逃得过思想警察的眼睛。而拉金在书中描述一个缅甸人和他说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这个政权什么都知道。如果有醉汉发表反政府言论，地方市场有一篮芒果被偷，或夫妻间单纯的争吵，最可能知道这些事的就是军情人员。这种控制方法非常有效：老大哥真的无所不在。”讽刺的是，当年身为英国警察的奥威尔其实也负责类似的情报搜集工作，只是情况没这么极端。
在缅甸，拉金说，每一位作家都至少有一本书遭到审查部查禁，因此可以说缅甸存在着一个未出版图书的秘密档案库——在作家脑子里不断徘徊的故事，与隐藏起来的完稿。一名缅甸作家开玩笑说：“在缅甸，我们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我们只是没有公开发表的自由。”
这再次令人想起奥威尔所说，文学与极权主义是不可能共存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允许记录真实，只能仰赖谎言，但“文学如果不能真实地表达人们的想法与感受，它便一无是处”；“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一样，无法存活于兽栏之中”。
这两年缅甸政治出现巨大的变化：2011年上台的新政府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立法通过工人可以组织工会、昂山素季被释放并且可以被报道，甚至参选——她在4月1日的选举当选国会议员，首次真正进入政治。
在《一九八四》一开始，温斯顿·史密斯蜷缩在他公寓中狭窄的壁龛里，以躲开电视幕监视的范围。当他在日记第一页写下日期时，他想着自己要写给谁看，因为不管给谁看都是不安全的。但他还是在日记写下：“献给未来或献给过去，献给思想自由的时代，当人们彼此不同且不孤独生活——献给真实存在与已经记录就不会再被抹掉的时代。”
或许，这个未来的时代已经来到，缅甸的2012将不再是过去的《一九八四》。
（节选自《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想象的权力》，张铁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报》 (2013-05-03 第15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