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获得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类奖等，作品被译成德、意、法、英等多种文字。
■周天
反映时代变迁、挖掘人性深度、探索全新的文学模式，是当代著名作家李佩甫新作《生命册》的价值所在。
说起李佩甫，同为河南老乡的作家李洱对其创作知之颇多。他向笔者介绍说：“李佩甫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他一直在写平原，他的平原就是他的中原，就是他的中国。三部曲中，影响最大的是《羊的门》，但我猜想，他最放不下的，写得最动感情的，可能是他的第三部《生命册》。”
确实，对李佩甫而言，潜心五年倾力打造的《生命册》俨然是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作品。多年来，他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在《生命册》中，他用大约一半的篇幅，描写了以普通的中原村庄无梁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自上世纪50年代大集体、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发展变迁，全面描述了乡土中国几十年来的变化。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我国50年来社会发展的素描。
“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早在十二岁之前，我已读完了三千张脸，吃过了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见识过了各样的生死……”这是《生命册》里的开头。
把人当植物写，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特色。“李佩甫在这部作品里进行了全新的文学探索，采用了一种树状结构的写法，把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而在其背后的一个个生命，成为这个人的背景，或者说是其成长的土壤。”李洱分析道，“他一直把人当成植物来研究，写人与土地、人与官场文化、商业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写植物是如何生成的，如何变异的，如何从一粒饱满的种籽变成一株歪歪扭扭的树，变成一片树林。”
这粒来自中原乡村的种子，经历了近50年的社会变迁，却难以摆脱中原土壤的泥土气息，因为其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不带宅基），近六千只眼睛（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可他们都看着我呢），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有时候，能把死人说活，也能把活人说死的），他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作者用不断闪回的方式，在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切换，并以此为背景，串联起了“骆驼”、“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中原这块“土壤”，长出来的各种“植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无尽的苦难的挤压下挣扎着。
“小说不是写了一个人，而是写了一群人，是一组群像，是无数的人，是无穷的远方。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梦想和失败，至今还在每个人身上重演。”李洱说，“毫无疑问，这是最近几年中国长篇小说的非常重要的收获。”
“背着土地行走”，《生命册》中的这句话堪称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对于转型背景下的乡村变化，李洱并不陌生，他直言：“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给传统的中国乡村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乡村。但现在，这个根基已经被连根拔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当然知道这种变化有其好的一面，人们比以前自由了，能吃饱了，甚至都已经需要减肥了，但我还是忧心忡忡。中国特殊的资源和人口状况，决定了乡村不能够走城市化的道路。乡村的城市化，总有一天会给乡村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科学报》 (2013-05-03 第14版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