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以一个平衡者的身份维持着政治与教育间的微妙关系，姿态决绝而又坚定。
梅贻琦 （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他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是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
1948年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新年里到梅贻琦校长住所祝贺的学生代表与梅贻琦（前排右三）、梅夫人（前排右四）合影。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台湾有四大名校，大家习惯简称它们为台（台湾大学）、成（成功大学）、清（台湾清华大学）、交（交通大学）。第一次了解的人往往会觉得困惑，这所同样有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校训的台湾清华大学，同自己熟知的清华大学有什么样的渊源？
1955年，台湾高层希望复立“国立”清华大学，原清华校长梅贻琦毫无疑问地成为第一人选。从1914年执教清华，到1962年从梅园入院，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担任校长31年，是清华大学（含北京、新竹）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两岸清华人的心中，他是当之无愧的“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平素寡言，但其实并不冷漠，开口谈话时和蔼可亲，有“寡言君子”之称。陈寅恪曾评价说：“假如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09年10月赴美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共有47人，梅贻琦在64名报考者中排名第6。发榜那天别人都一脸焦虑，唯独他从容不迫，后来的好友徐君陶先生回忆说他表情无喜无忧，实在看不出他是否被录取。直到后来在赴美轮船上相见，才知道他就是第6名的梅贻琦。
1927年蒋介石施行“党化教育”，在“以党治国”、“以三民主义治国”的方针下，政治开始干涉教育，颁布法令规定要上“党义课”，并开始监督管制学生的思想及行动。在《诰诫全国学生书》中，蒋介石要求对“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的这些要求，开始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成立政治训育部，对学生的言行加以监视。学生们很快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活动，冒着被开除的风险拒绝出席军训。“党义课”门庭冷落，教师们甚至拒绝与“党义课”教师同桌吃饭。1930年5月22日罗家伦提出辞职，23日离校，学生表示“本校无人挽留”。
随后清华学生会发表了五条“清华人选标准”：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实能发展清华；声望素著。几乎一年时间里，校长之位无人任职。
经过再三考查，正在美国担任清华留学生监督一职的梅贻琦进入名单。1931年，他正式归国担任清华校长。“校长风波”之后的清华校园迫切需要一位能够安定人心的领航者，梅贻琦的寡言真诚似乎刚好符合这个需要。
他的就职演说朴素简洁，没有什么鼓舞人心的激昂口号。他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这次演说中，他将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引申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治校理念。
蒋复璁评价梅贻琦说：“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梅贻琦治校有一句话叫做“吾从众”，他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关系学校要务决策必举办教授评议会，只要提出的意见建议有理有据，对教学工作、学术研究有所裨益，梅贻琦校长就会简单地说一句：“吾从众。”
时任清华文学院教授的朱自清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清华的民主作风》，说自己在清华“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个人都有权力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褒扬梅贻琦使得清华发展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抗日战争前的六年是清华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当时在清华执教的有吴晗、刘文典、钱锺书、闻一多、华罗庚等，他们不仅在教育上竭尽心力，更是在学生的思想启蒙上下足功夫。而这些大师不约而同选择清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缘于梅贻琦营造出的民主自由氛围。
但梅贻琦的“从众”并非毫无主见、随波逐流，面对学生的慷慨激昂，他也曾与之发生冲突。
1933年1月6日，清华学生自治会向他提出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梅贻琦断然拒绝，回应说：“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同时学校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绝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的、忠实的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尽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清华美，美于自由。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政界有多少个党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党派；中国学界有多少个流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流派。这种思想和学术自由氛围的养成，梅贻琦功不可没。
对于学生参与政治，他同样有自己的见解。在1932年的新生致辞中，梅贻琦写道：“只有热心是不能于国家有真正补助的。诸君到学校来正是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方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服务的训练……吾们要解决的中国的大问题，并不是一两月或是一两年的事，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是要安心耐性，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探讨。”
梅贻琦不鼓励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政治，但他给予师生言论自由的权力，并尽己所能地保护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军警夜闯清华逮捕学生。他们要求梅贻琦交出学生宿舍名单，对号抓人。情急之下梅贻琦将去年的名单拿了出来。清华那夜全校熄灯，几乎全部人去楼空，军警们只得胡乱抓人交差。
后来梅贻琦出面保释了所有被捕同学，但同时向师生表明自己是在“维护学术上的独立”。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在讲台上多有激烈言论，他也从未干涉。
梅贻琦对于政治态度始终暧昧不明，并不忠于某党某国，而是单纯追求学术独立及思想自由。他以一个平衡者的身份维持着政治与教育间的微妙关系，姿态决绝而又坚定。
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至今仍然坚持梅贻琦建校时的办学理念：专家教授主导、遵从规律治校，不扩招、不合并、不跨越。他将自己的墓穴选在了新竹校园的“十八尖山”，身在新竹，遥望北京——他用一生来守望水木清华。
《中国科学报》 (2013-05-03 第6版 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