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的最后一次见面。
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表演现场
已故著名导演谢晋曾用“最后的贵族”来形容台湾作家白先勇。这位家世显赫——父亲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母亲为桂林富贾之女的著名作者在文坛也算得个异类：他23岁成名，并非多产作家，因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和长篇小说《孽子》享誉中外。白先勇的代表作多以官宦之家的兴衰史为主线，以新旧时代交替的人情世相，书写下中国人的失落感和历史沧桑。近年来，白先勇转向我国古典地方戏曲——昆曲的保护和传承，并于2004年在大陆出版新作《姹紫嫣红牡丹亭》。
读过白先勇的小说，仿佛穿越时空看一场有声有色的老电影，像是一下子回到上世纪30年代繁华似锦的上海滩，百乐门、大世界里歌舞升平，听咿咿呀呀的吴侬唱腔，看觥筹交错的酒池肉林，数不尽的金银珠宝、如花美眷，最终都如同过眼云烟，正应了《游园惊梦》里这片唱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2013年春，北京，燕园，未名湖畔。这是白先勇带着他的昆曲《牡丹亭》第9年在这里出现了。
这个长达9小时的青春版《牡丹亭》，将原著55出浓缩为27出，融入现代舞美，晋用年轻演员。从2004年开演至今，这朵“牡丹”开遍海内外。
记得那是2005年，《牡丹亭》 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第一场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全场集体起立，掌声久久回荡，有人准备好手中的数码相机，就等着白先勇的出场，不少人是第一次见到他。没过多久，白先勇身穿一件红色的唐装，从后台走向了舞台聚光灯下，他走路的姿态很优雅，轻轻的，悠悠的，很讲究，看上去更像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戏曲演员。
9年过去，白先生依旧保持着他的一派天真。和记者对话时，两手端放在膝盖上。他不紧不慢，话音糯糯的，斟酌字眼时，大眼睛翻翻：“昆曲能以最简单朴素的舞台，表现出最繁复的情感意象来。”
白先勇立志当“义工”，将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于世界。然而实在辛苦。章诒和回忆中夹带不忍：“去年和白先勇吃饭，我说整个饭桌上就你最傻。他说我怎么傻了？我说昆曲就快死了，就你一人在玩命，你不玩命时这个昆曲也是要死。后来他想想，‘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是傻。’10个白先勇怎么扭得过时代需求？白先生就是个悲剧。”但他仍“义无反顾”，“至少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代手里消亡”。
谈话深入，时空流转，他记忆中的老上海、老南京……他印象中的蒋中正、李宗仁与父亲白崇禧，脸上漾起无限幽思。
一场游园惊梦
2013年3月22日，白先勇出席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新五年计划（2014~2018）启动仪式，身份是“华人作家、青春版《牡丹亭》、新版《玉簪记》总制作人”。
在过去的5年间，白先勇多次到北大讲学昆曲，场场爆满，走廊、讲台边都围满了人。同时开设昆曲表演工作坊，由昆曲表演艺术家、青年演员与大学生一对一教学。
相较参加活动当日的一袭黑色西装，他讲课时常穿的暗红唐装雅致不少。相比之下，他更关心怎样为青春版《牡丹亭》和《玉簪记》的演员们挑选戏服和道具。
“我只是一名昆曲义工。”白先勇说，“谢谢你们把昆曲这么美的东西带给了我。”
结缘昆曲是在10岁那年，他随家人在美琪大戏院看了俞（振飞）梅（兰芳）合璧的一折《游园惊梦》。
8年未唱戏的梅兰芳先生为庆祝抗战胜利而登台演出《牡丹亭》，这是白先勇第一次看昆曲。“那时不懂昆曲，只是去看梅兰芳，但昆曲的那段音乐入脑就记住了。就像佛家说的，一旦起心动念，也就有了因果。”
15年后，白先勇写了一部名叫《游园惊梦》的小说，正是当年那折戏的名字。他说，即使当年不懂，但昆曲着实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也是那部作品的灵感来源。
第二次在沪看昆曲，已近40年后。“1987年我重返上海，恰好‘上昆’演出《长生殿》，由蔡正仁、华文漪演唐明皇与杨贵妃。看后，我立起来拍手，拍了差不多十几分钟，心中的激动真是说不完，我想，昆曲这种古老的剧种，居然这样精致，我心中太感动了！”
2003年，白先勇有了改编《牡丹亭》想法，早在1983年他在台湾就参与了《牡丹亭》其中两折折子戏的制作，后又结识苏州昆剧院两位优秀的青年演员俞玖林与沈凤英，正是后来青春版《牡丹亭》柳梦梅和杜丽娘的扮演者。经过一年的辛苦筹备与精心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于2004年在台北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这10年来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四地多次上演，至今已累计上演了188场。近10年以来演出超200场戏，上座率极高。甚至是演出多次的北大，每每票都是一抢而空。
从舞美灯光、现场效果，到演员的服装道具、一颦一笑，白先勇事无巨细地一一确认。或许有人会怀疑初演时的盛况有“明星效应”的嫌疑，但时间和反响却证明——这确实是一出好戏。
回忆巡演，白先勇难忘的是观众的反应，他说青春版《牡丹亭》最大的目的和效果便是“感动了大批大批年轻观众的心”。
初进北大时白先勇被大排长龙购票的学生感动，演出结束后零下9度的夜里等着见他一面的学生更让他动容。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让他体会到，“现在年轻人的内心中有强烈的文化认同的渴求，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的DNA也潜伏着文化因子，一旦有了启发就容易产生共鸣。”
青春版《牡丹亭》之外，白先勇还制作了新版《玉簪记》。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将自己的作品改编为“新派”昆曲？对此他的回答是：“那么多经典作品都排不过来了。”
“我们希望在传统的戏剧基础上加入一些现代的元素，但非常小心的。我有一个原则：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为了恪守这一原则，即使现代舞台技术绚烂夺目，整个创作团队还是非常谨慎地控制，不让科技来伤害到古典美学。
父亲与民国
过去的10年间，白先勇的大部分精力被青春版《牡丹亭》占据，他为父亲白崇禧写的传记，只能在奔波的间隙进行。
2011年底，《牡丹亭》演满200场，正式封箱。他觉得是时候从经营了20年的昆曲中抽身回来，好好写写父亲了。
白先勇对记者说自己多年来就想为父亲写一本传记，但却始终没有动手。多年来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寻回父亲白崇禧的蛛丝马迹，试图拼凑出这位将领的戎马一生。
传记写完之前，他先搜集了数百张照片，翻找资料，推敲图注，集结成上下两册《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在过去的一年里，白先勇带着两册“身影集”，先后走过北京、武汉、桂林、广州、上海，以及台湾——他父亲“战斗过的地方”，他希望通过展示这些照片，揭示被遮蔽的，澄清被误解的。
而关于父亲的书终于在去年完成，书名不叫《白崇禧传》，而叫《父亲与民国》。
这10年的写作是艰辛的，如同对父亲传奇一生进行回溯。他找了各种关于父亲的史料——台儿庄大捷、淮海战役、“二二八”事件——白崇禧一生的诸多事情，不管在海峡这边还是在海峡那边，都像是罩着一团雾，要么“这边也不讲，那边也不讲”，要么“讲得不深”。又有很多事情，当事人“揣着明白装糊涂”，“乱讲”。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收藏有一幅名为《广西三杰》的作品，画面上是白崇禧、李宗仁和黄旭初三人骑在战马上，迎风而立。白先勇解释说当时正是北伐之后，父亲全力治理广西时期。“父亲把广西治理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许多外省知识分子来了。徐悲鸿就在广西。”当时“九一八”已发生，白崇禧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所以在广西提出了“全省皆兵”的口号。
白崇禧回忆说：“当时学生、军人统统受军训。后来广西果然出兵出得最快。以人口比例来说，军队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准备抗日的时候徐悲鸿画了这幅画，他对几个军事领袖也有崇敬。徐悲鸿很会画马，这马画得出色，父亲的神态也很好。”
台儿庄战役之后，白崇禧一夜之间从蒋桂战争时期的叛将变成了英雄，当时著名的《良友》画报1938年5月号将白崇禧作为封面人物，4月号的封面是李宗仁。“本来《良友》杂志的封面以前都是美女，这两期是两位将军，这说明当时那一仗对当时影响很大。”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血战台儿庄》白先勇表示自己也认真地看了很多遍，并评价说拍得非常好、非常客观。“李宗仁选得一模一样，可父亲一点都不像。这个有点遗憾。”
而关于白崇禧与蒋介石那段公案，白先勇讲：“我父亲和蒋中正是瑜亮情结。”
白先勇说父亲并非被蒋介石“骗”到台湾，而是“为‘国’赴台”。在最后十几年里，他身居虚位，和情治人员日夜相伴。“15429”的车牌号一直伴随他走到了72岁生命的尽头。
白崇禧死后，一个源自国民党退休特务谷正文的说法——“白崇禧被蒋介石派女特务毒死”——几乎举世皆知。白先勇对此回应：“胡说。”他拿出蒋介石悼唁父亲的视频，说：“蒋介石那时满脸哀戚，真要是他毒死的，那也演得太像了吧？”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同意他的看法。白先勇说自己并没有“避尊者讳”、刻意拔高。在讲述白崇禧的时候，他不单是一个写作者，也是一个父亲的儿子。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写了父亲的传，至少在军事层面也反映了民国的那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想了很久时间，我想这个题目是可以的、合适的，《父亲与民国》。既是写我父亲的传，也是写民国的那一段历史。”
最敏感的伤心人
台湾作家余光中对白先勇有过一段精彩的评述：“他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他的作品最具历史感。”
读白先勇的小说，仿佛穿越时空看一场有声有色的老电影，像是一下子回到上世纪30年代繁华似锦的上海滩，百乐门、大世界里歌舞升平，听咿咿呀呀的吴侬唱腔，看觥筹交错的酒池肉林，数不尽的金银珠宝、如花美眷，最终都如同过眼云烟，正应了《游园惊梦》里这段唱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这场景事，纠缠着白先勇一生的记忆。
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的“白家五少”白先勇染上肺病，得了“童子痨”后被隔离在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蓦然回首》）
抗战胜利后搬到繁荣的上海，“我从没看过那么多霓虹灯！别看我是个八九岁的小鬼，最好奇了，眼睛到处看，所以老上海的东西都看在眼里”。
大世界、百乐门、大光明影院……十里洋场斑斓印心头，白先勇最爱“一代妖姬”白光，在他看来，这是“结合北地胭脂跟南国佳丽”的美。
出身名门，白先勇经历了从世间浮华到生活萧索，生活的百态炎凉让这个一出生便被寄予希望的“将门之后”倍感压力，而当一切归于落寞时，白先勇却只能将这巨大的落差埋藏在内心世界中，并为他日后作品中的强烈悲剧倾向埋下伏笔。
《孽子》就是这样一个白先勇情感的乌托邦，这部20万字的小说是他目前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在这个被设定发生于“民国60年”的故事里，当出身将门的“龙子”遇见名角“阿凤”后，一段感情纠葛很快如电光石火般闪现，少年们便按照自己对生命与爱情的理解构筑他们的王国，而世俗道德礼仪被暂时搁置——尽管若干年后，龙子亲自将阿凤刺死，但这犹不失为一段唯美的感情。
1983年，《孽子》由台湾远景公司出版，这本“怪书”让大家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面对。初期的沉默之后有一些零星言论，但白先勇说“但都没有真正讲中题义”。直到20世纪90年代，深入评价《孽子》的评论才渐渐多起来。人们对待《孽子》态度的转变，其实正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同志议题的态度转变。2011年《孽子》在大陆出版，遭遇几乎和80年代的台湾一样。
“我觉得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为什么都要每个人都一样？”
在《孽子》中，龙子因为刺死阿凤犯下重罪，被送往美国避难——而身为国民党五星上将之子的白先勇，也于大学毕业后即被送往美国，巧合之外，不禁令人感慨作者笔下某种命运的冥合。
王国祥则是白先勇相守了38年的挚友。与“阿凤”所不同的是，在王国祥因“再生不良性贫血”而饱受病痛折磨的最后3年里，白先勇始终陪伴在他的身旁，并传为一段佳话。王国祥离世后白先勇曾说，王国祥是他的恋人，但是二人之间不完全是恋人之情或手足之情这样简单的定义，应该说“他是我一生的生死之交”。
《中国科学报》 (2013-05-03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