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不久前，武汉长江职业学院的8名教师走上讲台，面对学生庄严承诺，将尽心尽职，保证教学效果。一学期后，学生评定不合格者，将自己走下讲台。此次被该校称为“向课堂要质量”的校园课堂革命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业内一定的关注。
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国内高校而言，学生评价教师的做法都不陌生，此举也常被看成促进教师反思教学的重要措施。然而，如果说这种做法是给了学生一杆评价老师的“秤”，那么，这杆“秤”又该如何用好呢？
让学校“为难”的结果
至少从现状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于自己手中的这份权力看得并不太重。
小程是西安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并不讳言每学期期末给老师评分时，他都采取一种“糊弄”的态度。“全部都打‘A’。老师们教了一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再说即使我认真评分，真的能起什么作用吗？”
与小程有着类似想法的学生其实还有很多。就在几年前，在天津大学开展的一次调查活动中，该校全校教师的期末“学生评教”得分绝大多数在97分以上，80分以下的只有一人。对此，时任天津大学校长龚克表示，这个结果让学校感到很“为难”。
在如此背景下，武汉长江职业学院的此次改革能否起到效果？这不由得让人打上一个问号。
事实上，就在此政策出台之初，已经有学生提出质疑。比如，当学生提出某个老师的课堂效果不好时，该老师是否真的会下讲台？有学生则担心课堂效果如何界定，评价标准是否真的能由学生说了算？
在采访中，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向记者表示，在对教师教学的考核中，这种类似于“学生一票否决制”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毕竟这有利于提升教师对于课堂教学的重视程度，但单纯的学生评议又有一定的盲目性，相关政策需作进一步完善。在这方面，校方需要作更多的思考。
然而，需要作更多思考的仅仅是这一所学校吗？
沉默的“被测者”
依然将学生评价比作一杆“秤”。如果说学生是手握“秤杆”的测量者，那么，在“秤盘”上接受称重的便是广大的教师群体了。测量者可以玩世不恭，被测者又是何种状态呢？
曾经有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两年前的教师节，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获得学校颁发的“教学优秀奖”。该奖项先由学院根据一线教师完成教学的情况，择其优者推荐至教务处，再由教务处组织督导专家考查评审后颁发，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奖项。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获得该奖项的前一学期，这名教授刚刚在学生网络评教中名列倒数第二。其原因是，学生都觉得他太过严格。虽然很多毕业生都觉得老师当年的严厉让他们受益终生。但在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样的老师就容易讨人嫌”。
“在学生评价中，教师可能面对误解和不公，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道如何加以消解。”在采访中，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表示，目前我们的学生评价体系是单向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极不平衡。“各学校都很重视学生评价，甚至只要大多数学生对一名教师有意见，这名教师就很难翻身。但目前评估体系却没有给教师设置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制。”
换句话说，由于被剥夺了“话语权”，如上文中这位老师一样，被“秤”错了的被测者只能选择沉默。
对此，郭英剑表示，一方面我们应该建立机制，使教师可以为自己的负面评价进行辩解或者辩护；另一方面也应重视教师针对学生评估的心理反应。“要知道，教师在得知负面评价或不公平的评价时，可能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心生怨恨。”但从目前来看，这两方面多处于放任的状态，尚没有有效的管理措施。
同行评议还是“体操规则”
两年前，张威研究生毕业，成为北京某高校的一名辅导员，同时承担一门全校公共课的教学任务。如今，在经历了两次学生评议后，张威说起这一话题时多少也有些无奈。
“抛开学生不负责任的因素不谈，仅仅是学生评议本身，有时就很难准确反映教师上课水平。”张威说，比如他所教的课程本身内容就相对枯燥，较之同一学院的文学类课程，很难吸引学生的兴趣。“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学生在评价老师时，都会很自然地喜欢更‘好听’的课程。这对于一些教师来说，本身就是不公平。”
在一次闲谈中，张威曾听领导提及“同行评议”的想法，即用教同专业课程的教师相互之间的评议，替代学生评议。对此，张威深以为然。“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更公平的办法。老师之间对于课堂效果会有一个相对均衡的评价，这样的评价结果会更加令人信服。”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领导的“同行评议”设想还仅仅是“设想”。
当然，处于“设想”阶段的并不仅仅只有“同行评议”这一个想法。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士刚在他的一篇博客中，便针对有学生报复性低分会对教师造成恶劣影响的现象，建议是否可以借鉴体操比赛的规则——在所有学生的打分中，去掉10%的最高分，去掉10%的最低分，然后再计算平均分。“只要相信大多数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水平能有公正的评价，那么这样分数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老师的教学水平。”
对于这一想法，郑若玲也表示了赞同：“这应该可以在教师评价中，规避一些不确定性。”但她同时表示，对于教师教学水平的考查，并不能简单地用几个方法改进实现，而是需要包括学生、同行，乃至经验丰富的退休教师的共同参与。“教师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简单为之。”郑若玲说。
《中国科学报》 (2013-04-11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