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实在的迫害，不如说他可能被硕大畸形的，或似乎趋于好转——却总是短暂的——国家面貌所催眠。”
1987年，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这样说。
哪怕背过身转过头低下眉，不愿和政治对视，前苏联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姿态存在。布罗茨基24岁那年，以“社会寄生虫”罪被判去俄罗斯北部最寒冷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天寒地冻，史前那些关于结冰和灭绝的记忆仿佛会出现在他身上，几年之后，布罗茨基被塞进一架飞机，被迫流放，最后辗转到了纽约。他说：我们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然而，在布罗茨基看来，真正被迫害的痛苦并不可怕。
作家真正该恐惧的，是被国家的巨大力量所魇住，被它的荣誉和拥抱收买，被它逐渐走向开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骗。因为那将让他失去自我。
十几年后站上演讲台的莫言，不知道他所恐惧的是什么。
莫言是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演讲者之一，他的词句有让人信服和感动的奇异力量。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内容是：“孤独和饥饿是我创作的源泉。”哪怕他当时已白胖如弥勒，他讲的故事仍让人如痴如醉。
他的诺贝尔奖演讲词称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承担的国家形象、得到的毁誉、在政治时代中的承上和启下，都远远超越一个说书人。
有两个莫言：小说里的莫言，讲台上的莫言。
前者在嘲笑后者。
在我眼里，莫言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写于1989年的《酒国》。
小说中，作者莫言冷冷地打量着作家莫言，没有人比他更厌恶自己。不应该怀疑的是莫言的自省，他的虚伪、懦弱、经不起任何诱惑，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他在小说中不仅预测了国家的败坏，他甚至预测了自己的败坏。
作家有两个自我：实际生活着的，小说里的。两者的关系颇像鲁滨逊和星期五—— 一个是另一个的仆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 一个是另一个人的敌人和朋友。小说中的作家透过纸背审视创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诚相对。
“写作，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人生。”（海明威）组织化的协会、日益增加的公众声望、接踵而来的赞美与崇拜，都会使作家褪掉孤独，成为平庸的人。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荣誉和诱惑，则是写作者的坟墓。
对于莫言的指责，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对政治的冷漠，选择性忽视的冷漠。莫言的辩护者则呐喊：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
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有道理。对作家来说，拿起笔，对着白纸，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起，他面对的只是创作的净土。那时候，没有读者要求他负起社会责任，没有意识形态要求他背书，没有历史要求他做见证人。而当他的创作开始成功，一夜之间，社会忽然要求他对道德、主义、宗教、政治负责。
那么，作家和政治到底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有两类作家，一类是加缪式的。加缪曾说：“当我只是一个作家 ，我将不再写作。”在他眼里，写作的过程就是政治抗争的过程。
另一类作家，是博尔赫斯式的。他一生避免与任何现世的斗争和意识形态挂钩，对于贝隆政府，他只是低下眼帘，盖住日益失明的眼睛说：“贝隆主义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关键是他已无法改变。”
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唤，不是对苦难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现有政权的野心，而是倾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在北欧，这种声音也许诉说的是叶落花开霜起雪落的美；在非洲，这声音诉说的也许是种族战争带来的血腥。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
对于作家，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节选自《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蒋方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报》 (2013-11-15 第15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