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新
30多年来计划生育广泛深入地宣传,已彻底改变了国民对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看法:我国众多的人口已成为“洪水猛兽”。下面,我将分别从人口变迁与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人口更替与大国兴衰的几个角度来展开对当今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及讨论。
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如果从历史的、宏观的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很难找到一个人口呈递减(负增长),而经济呈增长的地区或国家。
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表明,我国不断增长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大的市场潜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理论与实践证明: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某一时点上人口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变化过程中人口内部结构是否合理。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给我国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还与一些资源环境问题直接有关,但是,人口数量是不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不是减少了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呢?
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人口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谁都知道,2亿多人口的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远高于13亿人口的中国。因此,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和解决不是人口数量所能左右的,资源环境问题最终只能在可持续发展中得以解决。
固然,减少人口规模会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以追求“数量第一,结构第二”的方式来解决人口环境问题是不明智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推行节约型社会建设,并形成良好的循环经济,才是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最佳办法。
人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0年第五次普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更是严重不平衡。2000年的普查分析证明,性别选择(B超)的人工流产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从深层原因探究,我们又不得不将之与现行生育政策联系起来。一方面,严厉控制人口数量的一孩生育政策并没有给人们对性别选择留下空间;另一方面,现行生育政策结(农村“一孩半”政策)又在重男轻女的土壤上诱发出了出生性别比特别是第二孩出生性别比偏高。我们已经看到出生性别比偏高所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从社会学角度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庭成员关系结构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独生子女核心家庭的关系结构是简单的,家庭成员之间只形成三种关系(夫妻、父子、母子)。对子女来说,这种关系的特点是,他们只有上下的代际关系而没有平行的血亲同辈关系。这极大地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从上下关系来看,祖、父母对子女施予爱、亲情或期待,都更可能出现专家们所说的“溺爱”,更易强化自我中心意识以及易形成骄横、抗逆力弱等心理特征。从同辈关系来看,因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只有与父辈和祖辈的交往,而没有兄弟姐妹同代人之间的平等互动,失去了在兄弟姐妹“玩耍”中习得合作、谦让、关爱、责任等品质的“机会”。近十多年来,我国心理健康问题青少年人口呈快速上升趋势,不能不说与这种固有缺陷的家庭关系结构有关。
所谓问题都有其成为问题的客观事实基础。剩女剩男是跟男女婚配人口比例失衡有关的问题,而男女婚配的基础是其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就人口来说,事实是这样的:由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性别比一直偏离正常值范围,2010年依然保持在失衡水平上。所以,当这部分人口进入婚配期时,必然会出现“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女性人口大大小于男性人口的现象,造成婚姻挤压。
推算数据显示,2020年,22岁~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多万。由于我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从上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所以,即便是从现在起出生性别比迅速恢复到正常值范围,适婚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且会延续到2030年以后。
从这个意义上讲,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事实上,剩女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剩男多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他们的基本特征是:自身经济、文化等资源处于劣势;被社会排挤和歧视;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社会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人口与大国兴衰的关系
一般认为,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所引用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概念中,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引用国内同行的研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 ,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人口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
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时候,可以从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大国硬实力或文明的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硬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那么人口要素与核心实力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学者特别是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以动态的人口结构视角作出了回答。从人口要素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文明价值体系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是谁,当属中国和印度。
作为20世纪后半叶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走在了印度的前面,但是21 世纪中国印度谁将走得更远?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人口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的老龄化过程。因此,仅从人口学的角度,从动态的结构视角,从中印两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中国人口实力明显不占优势。
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实际上,人口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最久远的、最基本的承载体,我们必须从世界人口变迁的历史看中国人口的变迁;必须从文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
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目标,既忽略了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更没有看到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在更具长远、更具开放的时空上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今日倡导开放生育政策,一方面是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关注民生权益的实践;另一方面,中国人可以多生,不是要追求人口数量目标,而是为了调整已经严重失衡的人口内部结构,以首先实现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才能保证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最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由本报实习生张涛根据作者讲座记录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2-05-28 B3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