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
近十年来，多国学者对我的“天下体系”理论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讨论。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解释其中的方法论。众所周知，天下是西周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我所说的“天下体系”并非复古，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重构，是面向未来的新制度。
“天下体系”首先意味着一种政治方法论，它提供了一个“家—国—天下”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所以具有未来性，就在于它提供了能够容纳全球化问题的世界尺度。相比之下，“个人—团体—国家”的现代政治框架缺失世界的维度，于是，世界就是一个无主公地，必定形成由国际冲突构成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显然，世界的公地悲剧不可能通过无政府的私有化或武力征服去解决，因此，全球化的理性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和平共享的世界。通常，国际理论总是从现实出发去分析问题，与此相反，我试图以逆向思维去寻找世界的最优可能性，从理想去反推出现实所缺失的制度。
“天下体系”的一个具体目的是改进永久和平理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及其当代升级版的民主和平论，有一个局限性，就是这种和平必须基于各国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相似性，于是，康德和平或民主和平就无法应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问题。康德计划无法回答如何对待那些坚持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以及不同制度的其他国家。那些坚持不同价值观和制度的国家似乎就被看做是不合格的国家，被排斥在永久和平的国际社会之外，这等于默许了“军阀重开战”。康德理论对付不了巴以冲突、全球资源危机或者全球金融危机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寻找超越国际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否则世界不可能和平。
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根本失误是对理性的错误理解。现代所理解的理性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而这种个人理性正是无穷冲突的一个根源。一方的最大化追求必定遭到对方的最大化追求的反制，于是，个人理性行为其实是自我挫败行为，总是错过共同的帕累托改进。天下理论所理解的理性是关系理性，就是优先考虑关系安全的最大化，然后再考虑可及利益。我相信这是世界和平的理性条件。
简单地说，“天下体系”的基本精神是使歧视最小化、谋求互相伤害最小化、追求共同发展最大化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天下的制度建构要求：（1）以关系理性去重新定义普遍价值；（2）以兼容的普遍价值为基础去建立世界宪法；（3）世界宪法必须包含人义（human obligations）和人权并重的万民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5-28 B1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