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缺乏理性的确是推动新股“三高”的客观因素，但这并非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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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监管部门的“监管思维”存在严重问题。散户“炒新”只是表面现象，不能将所有罪责归咎于散户。只有将新股发行、审核的权利下放并交给市场，才能真正抑制“炒新”与“三高”现象。
■本报记者 贺春禄
“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近日在全国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言时掷地有声的一句话。
郭树清的这句话的确一语道破天机。从中国股市开市至今，广大小股民们一直被当做可以任意圈钱的“傻瓜”来忽悠。
但是，近段时间以来，有关的监管部门却一再强调要对投资者进行“宣传教育”以抑制“炒新”与新股“三高”，这仍有将散户们视为需要普及投资风险与常识的“傻瓜”的嫌疑。
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目前，监管部门的“监管思维”有严重问题，散户“炒新”只是表面现象，不能将所有罪责归咎于散户。只有将新股发行、审核的权利下放并交给市场，才能真正抑制这些现象。
抑制“炒新”成效有限
尽管近几个月证监会连续出台多项措施，特别是《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已从5月开始实施，但从目前来看抑制“炒新”的作用依旧不大。
深交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7日，今年深市共上市56只新股，首日买入股数在1万股以下的个人投资者占比49.83%；从盈亏情况看，首日买入新股的个人投资者整体呈现亏损。
而从新股首日涨跌幅情况看，无论是涨幅较高的新股还是跌破发行价的新股，中小散户均亏损较多，其中买入首日涨幅越高的新股，股民亏损就越严重。
安邦咨询研究员刘枭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证监会近期出台针对“炒新”的措施一部分达到了既定目的，比如首次公开募股（IPO）预披露时间的提前、新股上市首日达到一定涨幅时的临时停牌措施等。
投中集团分析师李玲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目前看来新股“三高”已出现降温，比如今年1至4月，63只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为31.32倍，较去年同期的63.49倍已有较大幅度下降。
“但总体来看，这些制度对抑制‘炒新’没有起到太明显的作用。比如从现在人民网的火暴能看出，抑制‘炒新’仍是一项艰巨的工程，甚至可能超出证监会的能力范围。”刘枭说。
“宣传教育”无法治本
正是由于抑制“炒新”的目的尚未达到，深交所近期又对外指出，抑制“炒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证券公司投资者教育和适当性管理工作尤为关键。
对此，李玲表示，投资者缺乏理性的确是推动新股“三高”的客观因素之一。我国国民储蓄率偏高，投资渠道较为单一，新股的不败神话强化了人们对新股的渴求。
投资者缺乏对新股的理性分析，只希望博取短期利差从而盲目入场，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新股的高溢价发行。
但是，这些并非深层次原因。
苏培科告诉记者，结合《意见》中的有关条款，可以看出目前监管部门这种“监管思维”有严重问题，“他们误以为新股的过度炒作和‘三高’是散户非理性追逐所导致，将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市场弊端全部推给‘散户主导的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区”。
他表示，散户“炒新”只是表面现象，不能将“炒新”的所有罪责都归咎于散户。
“散户只会追高、追涨杀跌，哪有能力非理性地把股价哄抬上去？有人先行拉台，吸引散户入场才是真的。证监会对投资者进行教育、搞舆论宣传，的确应该这样做，但这显然并非问题的根本。先治市，再教育散户，按照这个思路走才是正途。”刘枭说。
西部证券代办股份转让部总经理程晓明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散户不会“非理性”，不理性的恰恰是制度与环境，“与其一味宣传教育，不如完善制度”。
彻底改革方为正道
苏培科指出，监管部门倒是应当认真地教育机构投资者和主力资金，正是由于他们“赚快钱”的操作手法导致了市场的“炒新”病症。如果不解决发行价与上市价的割裂问题，机构会在新股上获得更大的获利空间、炒新股的频率也会更快。
他认为，新股发行的“三高”主要是主承销商操控的。由于“直投+保荐”的利益驱动，保荐机构一定会做高发行价、抬高上市价，再加上超额募集还可以获得更多提成和承销费，因此才会千方百计地制造新股发行“三高”。
李玲也认为，发行人、券商之间的利益合谋是新股“三高”现象的根源之一。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导了新股定价的绝对话语权，询价机制基本成了走过场，如果报价过低甚至可能被主承销商劝退而失去机会。
对此，证监会也有清楚的认识。郭树清在近日的券商创新大会上就表示，要坚决杜绝人情报价、送礼，证监会将以最严厉的手段打击这一行为，甚至可以为此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但是，刘枭指出：“券商的这些行为基本上算是公开的秘密，但若把‘炒新’和‘三高’的责任都归咎于此，显然也不合适。他们为何不惜承担可能的亏损，来做这些事情呢？其背后的利益与人情关系，不是证监会说句话就能轻易斩断的。中国资本市场中潜伏了许多权贵资本，这是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
程晓明也认为，券商人情报价等行为只是“炒新”与“三高”直接、表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股票供求不平衡、上市节奏太慢，以及行政控制等”。
苏培科表示，从《意见》内容看，目前我国新股发行制度进行的改革可称为“打右灯向左拐”。因为这些措施与郭树清之前高调倡导的改革思路大相径庭，需要改革的实质性问题也只字未提。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新股发行制度存在的根本矛盾，反而过度偏袒机构投资者。
“如果不叫停‘直投+保荐’模式，新股发行的‘三高’和‘炒新’问题会永远存在。仅允许主承销商自主挑选五到十名个人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配售不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有可能成为主承销商给关系户送礼的最好渠道。”苏培科说。
他认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核心应当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协调发展一二级市场，如果不触及这两个方面，一切所谓的改革都是不彻底的。
李玲也认为，放开新股发行的审核制度才能真正抑制“炒新”和“三高”。
刘枭还指出：“如果只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炒新’和‘三高’的源头是堵不住的，总有证监会管不了的人混在资本市场里摸鱼。因此，必须引入舆论、司法等一系列监督措施，对违法者不论什么身份，都要严惩不殆。”
《中国科学报》 (2012-05-17 B1 金融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