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健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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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德国的官僚文化

徐健

 
■徐健
 
我第一次去德国,两种颜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种是白色——皑皑白雪;一种是黑色——黑森林,绿色的森林,深邃的绿。后来随着我对德国历史研究的加深,我发现这两种颜色恰好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两面性:既有理性,也有疯狂。
 
德国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是很短的,在历史上被称为是“迟到的民族”,很晚才统一。最开始德意志王国是由很多小的邦国,由分散的领地组成。比如1521年时就有347个小邦国存在于德国的土地上。这种分裂的情况直到拿破仑战争才有所改变,因为拿破仑战争把德国原有的大量邦国缩减为34个,直到1871年又由34变为1。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经济发展十分不健康。这导致当时的德国视野非常狭小,政治意识淡漠,社会力量发育不健全。
 
因此国家这个概念就被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国家的代表是君主,君主制传统因此根深蒂固。由于王权的加深,导致君主事务繁忙,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下移,转移到各级官吏手中,这就是所谓“官僚政治”的形成(大概形成于16世纪~18世纪)。官僚政治是历史上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即从原来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时期。官僚政治需要大量官吏,而大量官吏的出现使得一套严格的官僚体制的建立显得十分必要。
 
官员的培训和选拔制度刚开始时依据的是候选者的门第、出身、个人信仰(是否信教)、身体健康情况等条件。到了1770年,普鲁士开始引用考试制度。普鲁士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邦国,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对于对于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一战后的德国都具有深刻影响。考试制度是针对政府高官的。考试一共分为三次:第一次在大学毕业时,通过后成为见习生;第二次考试时间在长官认可实习结束后,通过了就成为初级候补官;第三次在取得初级候补官4个年头左右,在长官认可了工作成绩后可参加国家考试,通过后成为高级候补官。
 
从以上这个漫长的考试过程来看,要想成为普鲁士的官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这个过程必须考虑财力和家庭背景因素,贫寒子弟要熬过这十几年还是很不容易的。但即使如此,这个制度已经比之前的选择标准公正多了。
 
考试内容是什么?在18世纪,考试开始强调教育和知识水平。以财政学、警察学为例:财政学的本质就是怎样增加国库的收入,而警察学的主要内容则是维持秩序。
 
进入19世纪,考国民经济学、行政管理学,同时要求官员对古典文化有深厚的涵养,因为他们相信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可以传授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可以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法律的学习。当时普鲁士已经开始向现代民主国家过渡了,家长制的做法已经不能有效统治这个国家了。可以说19世纪中期的普鲁士官员都是法官,甚至官员们的培训都在法院进行。有的官员因为没有法律方面学习的经历导致无法继续在政界升迁,只好改作他行——从这也可以看出法律学习在官员选拔中的重要作用。大学文凭也是官员升迁的重要凭据——高级官员往往是大学毕业,而低级官员更多的没有上过大学。可以说,当时的官员考试选拔制度是有其优点的:首先这是一种民主的用人原则,不是只有贵族才可以做官,中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人通过学习也能改变命运。这种选拔体制也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念,知识和教养是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好学之风贯穿社会的各个阶层。
 
怎样建设官员队伍?对于官员的责任感及荣誉感的培养,在早期主要靠君主的督促。普鲁士历代的君主都是“明君”。比如弗里德里希大王就曾说过“君王应时刻在岗位上”,强调由君主督促官员忠于职守。法制的色彩在不断加强,制定了专门约束官员的法律《官员法》。规定十分详细:几点上下班,什么情况可以休假……而违反这些法律的惩罚也是十分严厉的。比如对于官员非法收受礼品:罚款,或是蹲监狱7个月;如果是官员主动提出索要礼物,就要判处5年的劳教,对于更为严重的情况,则是免除公职。除了“罚”之外,也有奖励制度:提升职位、提高工资、提高社会地位,这意味着:出门可以乘坐漂亮的马车,住舒适的房子,在社交场上维持体面的费用由政府承担,甚至一定比例的家庭生活费用也是与级别挂钩、由政府负担的。但即使如此,普鲁士的官员生活是很节俭的,在1825~1850年的25年间,德国官员竟没有一次加薪,这其中还不包括通货膨胀的影响。
 
责任感的培养仅靠惩戒和奖励是不够的。惩戒只会给人畏惧,而过度的奖励又会适得其反。因此官员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除了法律手段之外,也靠“德治”,用道德的力量进行约束,培养官员的良心和道德。一般办法有两种:一、“军事化”——通过安插退役或伤残的荣誉军人在政府部门中,来影响官员的精神面貌。二、理论灌输。比如灌输马丁·路德的新教职业观——为上帝而工作,这是“天职”。德国的启蒙运动注重内心世界的改造,使人们能够通过内心悔悟来完善道德。在当时的普鲁士,这样一句话如果被刻在官员的墓碑上会被视为最大荣耀——“他清楚自己的职责”。
 
官僚政治毕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产物,最终还是要走向下一个目标:民主政治。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官僚制度在某一个阶段所起作用越大的话,是不是对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阻碍就越大?这也是需要我们继续思考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12-10 第7版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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