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臻
2009年11月13日回国，办理各种手续后，12月底入职。
第一天到办公室，门打开了，一位老师热情地把我迎进去，那里有一张他的“老板桌”，还有一张硕大无比的旧办公桌和两个老式沙发，都是以前留下的。
靠墙的一面，顶天立地排着书架，堆满了以前留下的书报杂志和发霉的物品。
隔壁还有间房，放着那位老师的实验装置和几张桌子。我感到和想象的不大一样。就这样的条件也能开展科研？过了一段才知道，楼下还有个借用的实验室，不时还有些教学实验在进行着。
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全国都很普遍，甚至有的学校，系主任和别人合用实验室，和学生、老师坐在大厅里面：教师的人数逐年增加，而用房并没有增加，后来的人甚至找不到空间。并且根据职称和学生人数的不同，按规定都是有用房面积标准的。
刚入职时，要重新写科研计划，拿到启动经费。
45万元启动经费不是一次性到位：过了3个月得了18万，只够买一台气相色谱，还搭建不起反应装置；再过了3个月又盼来了15万，这才搭建了反应装置；还有12万，分为两批，第二年和第三年给。
没有钱的时候，感觉有些茫然。电脑和桌子都是借钱买的。恰巧入职后没过几个月就到了申请基金的季节，我就整天坐在电脑前整理以前的数据和文章，并撰写项目申请书，常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那时候我充满了各种感觉。首先就是羞于见人，不想在路上遇到以前化学系的老师：我总有“自我疑虑”，仿佛自己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来似的。其次就是有心虚的感觉。每次到食堂吃饭，我都龟缩在角落里，仿佛自己白拿国家俸禄似的。总感到拿了用人单位的钱，就得给用人单位出东西。如果三年都拿不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无法向用人单位交代！
2010年，我破釜沉舟拿了两个项目——青年基金和博士点基金。
整顿空间，先从办公室开始。我丢弃了办公室里的旧桌子——那个桌子在搬动的过程中的确坏了，把旧沙发给了系办，买了气相色谱，搭建了反应装置，就在那个既是办公室又是实验室的房间里。白天，和那位老师面对面坐着打电脑，怕搞仪器打扰他。后来，科研压力与日俱增，我就在这间房间里搞起了科研。
妻子2009年11月随同我回国后，2010年9月回到美国再做博士后。我和她吵了一架。我认为她应该在上海找工作，哪怕当讲师也行。但她执意去美国。
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不是很高兴，另一方面，想趁她出国的时候多干些活，以达到工作合同上的目标。于是，她去了美国以后我日夜奋战，虽然还是有些迷惘：一家三口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小孩由老人带，小孩也只能和“住在电脑里的妈妈”聊视频。
2011年，我中了面上项目，去食堂吃饭腰板也挺直了。2011年10月，系里给我和那位老师增配了一间办公室和学生的座位。于是，我把老办公室里巨大的书橱都拆了。恰巧那年我评上了学校的人才计划，学校给了我15万，我把这笔钱和2011年秋天到位的6万元启动经费，加上自然科学基金中可以增添设备的钱，又买了一台气相色谱和测试、表征装置。
2011年11月，妻子从美国回来，找到了教职，生活这才开始走上了正轨。
回国前听别人说开展工作很艰难，现在有了切身的体会。人和人是有差别的。有的人拿着几百万启动经费，一来就是教授、博导。按照当时给我的条件，做起事来非常困难，这也是起步、发展的客观规律。
刚回来的时候，我整理旧的数据写综述，同时做着其他事情，包括搭建实验装置、申请项目、备课等等。后来我和别人开展科研合作，自己也做些实验，同时还要备课、上课、指导研究生等。在这三年中，也曾找不到前进的灯塔，但是我咬紧牙关一直往前走。
回头想想，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各种机会，包括获得3个项目、评上学校人才计划、增配科研经费、增配办公室、破格评为博导等。回头想想这三年，真像长征一样。
（http://blog.sciencenet.cn/u/zhen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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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InP
我和你的情况有些类似，也是2009年回国的，当时启动经费才50万，在研究所还不够一年的开销，学生也少，当时的压力也很大，不过还好，慢慢都熬过来了，基金委还是比较公平的，也是拿了两个面上项目以后才稍微好一些。
总之，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科研都不容易啊。
[24]汪晓军
挺过了第一关，就算挺过来了，过不来，就想再回去。若有纵向课题，再争取一些横向的，整个研究的棋就活了！
《中国科学报》 (2012-12-10 第6版 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