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
今年11月11日，淘宝“光棍节”的销售额达到191亿元，这使得其“帮主”马云格外被关注。最近，马云在一个读书会发表了很随意的谈话，其中开始的一句为：“成功与否跟情商有关系，成功不成功跟读书多少没关系。”这段话被石述思先生冠名为“新读书无用论”，认为马云对社会存在“偏颇的倡导，严重性值得商榷”。
马云如果说的是“成功不成功跟读书没关系”，这意味着不必上小学也能成功，那么石述思先生的解读也许还有道理。马云所论“成功不成功跟读书多少没关系”，这话则意味着并非读书多一定能成功，如笔者一般的博士与马云相比并不能算成功。马云在谈话中也有“我不是说假话，我书读的真不太多”这样的后续说明，这说明其全部谈话重点也在于：成功并不需要读书很多。就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石述思先生对马云的谈话存在严重误读，因而其对马云的评论也就文不对题了。
当然，如果我们非要给马云的这段谈话戴上一顶帽子，我们不妨命名为“读书过多无用论”，这会更加准确一些。
那么，马云的“读书过多无用论”是否有道理呢？这是对社会“偏颇的倡导”吗？
马云在这次谈话中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他说，“读书多像电脑一样，电脑不是程序装得越多、应用装得越多电脑越灵活。程序装得越多，电脑跑得越慢”。这个比方很有道理，与我们每个人运用电脑的常识非常吻合。
马云是参与信息革命的中国领军者之一，他自身的履历也反映出他不是读书多读书好的人，因而其谈话确为个人心声。在世界范围内，信息革命的领军者中也有许多人，其履历同样反映出这种特点。与博士们相比，这些领军者一般在大学低年级就早早辍学，完成了大学教育的马云与他们相比读书已经过多了，当然成就也有所逊色。这些人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尔·盖茨，包括2012年世界第三富豪、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包括苹果的乔布斯，脸谱的扎克伯格，微软的艾伦，戴尔公司的戴尔，还包括领导电影业3D革命的导演卡梅隆。
拉里·埃里森2000年受耶鲁大学邀请发表毕业演讲。演讲开始，埃里森就发出断言，从耶鲁大学毕业而没有退学意味着人生失败的开始，原因在于：“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哦，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这次惊世骇俗的演讲还没结束，他就从台上被赶了下来。
回头来看拉里·埃里森的演讲，我们会发现其意思与马云相同，就是学习太多、学得太好会使毕业生太深地陷入既有的技术范式和商业范式或者说落入所谓“范式陷阱”——或者说内置的帽子，这对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会造成阻碍。这本质上说是一种“读书过多有害论”，相比马云的“读书过多无用论”，拉里·埃里森的演讲显然更进一步。他指出，对于实现技术突破和革命性创新而言，读书过多不但无用，而且有害。
在马云的谈话中，他说，“我记得当年淘宝跟易贝竞争，有几个朋友给我一本书，说马云，这本书必须得看，你看了这本书，你才可以打败易贝。易贝出了一本书《完美市场》，指易贝当年怎么打败了雅虎，我把这本书扔到垃圾筒了，我说希望有一天易贝看我们怎么打败他的书，因为你看了以后你基本上会按照这个路径走，你会太了解他，以及别人怎么打的，最后越走越悬乎”。马云扔了一本书，这表明他也是“读书过多有害论”者，他对于旧有的商业和技术模式范式充满了警惕。
乔布斯留给后世一段话，英文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段话已被目前的创新者们封为圭臬。这段话中文译者常常简单将其译为“好学若饥、谦卑若愚”，但这样的翻译显然无法表达乔布斯的本意。当我们注意到乔布斯在里德学院接触佛教禅宗，阅读日本禅师铃木俊隆用英文撰写的读物《禅者的初心》的经历时，注意到对佛学和禅的学习使他深刻地理解了“所知障”的概念时，我们才会发现，最准确的翻译是：留白。
给哪里留白？为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这是创新的前提。
如果我们也要为乔布斯的这段话戴上一顶帽子，那么更准确的表达也应当是“读书过多有害论”，因为读书过多心灵已经再无可能留白。
从乔布斯、拉里·埃里森到马云，他们一再努力告诉这个世界创新的秘密和关键，但即使他们讲出来，世界也不能轻易理解，所引起的误解和误读反而更多。即使在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所知更加阻碍他们认真地聆听。
我们能否暂时清空我们的心灵，认真聆听和思索这些创新者的心音？听懂并不容易。
从教育者角度看，“知识过多无用论”和“留白”提出如下重要问题：
第一，我们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如何改革？减负的知识论核心在于何处？我们如何为我们中小学生的心灵留白？
第二，为什么我们需要破除大学招生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所谓的“状元招生观”？
第三，大学中提出的“加强基础”的口号为何值得警惕？
第四，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适度悠闲具有何种意义？
《中国科学报》 (2012-11-28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