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真
■杜小真
巴什拉是著名的法国科学哲学家，他是法国新认识论的奠基人。在20世纪法国哲学家中，他是很特殊的一位：他是科学家，但也是哲学家，同时还是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而且亦被当做散文家和艺术鉴赏家。他的博学广识，多才多艺，令人叹服。他的跨学科的出色研究，对他的解释者来说的确是某种挑战。
“认识”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提到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大家都会想到英美哲学，很多人认为法国的科学哲学不能与英美相提并论。而通过对巴什拉认识论的理解，我们会发现法国认识论其实值得注意。
法国的认识论不是单纯关于知识、获得已定知识的学问，它就是科学哲学。我们平常说法国科学哲学，其实指的就是法国的认识论。法国的认识论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的成员都是科学家，但这些科学家又都是哲学家，他们把科学哲学放到“如何认识、如何对待科学对象”的框架里来讨论。
为什么要学哲学？哲学就是要教会你理性地生活，亦即教会我们如何和世界相处，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哲学是要我们好好活着，而不是要我们拿着它去教训别人、统治别人、炫耀自己。
巴什拉是法国的著名哲学家中少有的未曾按步就班接受教育的学者之一。因为家境贫寒，他工作多年后才重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已经43岁。他获得了数学、物理等多个硕士学位。他的经历使他成为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他的理论涉及方面广泛，对于多样性和复杂性带有非常强烈的理性分析。
巴什拉的理性主义，或者说他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是科学哲学的立场。
在巴什拉这里，哲学的任务就是赋予科学与之相称的哲学，亦即使之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哲学”。巴什拉以物理学为例，认为从科学出发，应该有一种对话的哲学。他认为，在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中，应该注意到有一种哲学对话正在兴起，亦即应用精密仪器的实验者和要求直接给经验以形式的数学家之间的对话。这两方面的对话是在现代科学中开始兴起的。巴什拉认为，在纯粹哲学争论中，实在论和理性主义往往不能谈同样的东西；而在科学对话中，人们谈论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所以，在哲学会议上，哲学家交流的是论证，而在物理学会议上，实验者和理论家交流的是数据。他认为，实验者也应该参照数学家的理论、数据，否则他们的解释就可能成为个人观点的牺牲品。
在这种数学与物理的对话中，巴什拉实际上规定了一种抽象—具体的精神，也就是他的科学精神。
巴什拉认为，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化学和物理学的迅速发展决定了科学结论的非直接性。现代科学把人们置于新的境地，比如在20世纪要衡量同位素，这就必须用间接性的技术来进行。所以他认为科学哲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与直接的实在进行决裂，就是要帮助科学与最初的直觉作斗争，要用理性的直觉来代替可感的直觉。这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新的经验理论范围内的认识论理性主义。他把这样的理性主义称作应用理性主义或技术唯物论。
巴什拉的理性主义或科学精神，建立在他的认识论基础上。巴什拉的理性主义是在宣传一种与现实相隔、有距的精神。在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如果科学总是和现实合为一体，科学就失去了创造性。哲学也一样，它必须与现实相隔有距，才能有创造性。我们因而习惯把巴什拉这样的理论称作“分的理论”，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相对来讲，大家比较熟悉的科学哲学家是卡尔·波普，卡尔·波普尔著作的法译本1973年才出版，而巴什拉和波普尔的研究是同时代的。他们的研究不谋而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科学是一种断裂。
断裂理论实际上构成了他整个科学精神的根基。这种认识论断裂的依据就是之前谈到的认识论的出发点，亦即认识论的障碍。
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认识到各种断裂。在科学思想史中就存在断裂，巴什拉认为，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发展是断裂的，爱因斯坦并非完全继承了前人，在后的东西克服了它之前的东西的障碍并且更新了它们。因而新与旧两种认识是一种否的关系，他有一本书就叫《否的哲学》。
认识断裂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将克服认识论障碍的工作运用到理解科学思想发展史及其教育实践中。无论是在科学发展史中还是在教育实践中，认识论障碍的研究其实都不容易。巴什拉认为人类在科学思想史中所遇到的一切，远远未能运用于思想的进化。某些正确的认识过早地停止了，人们不去研究应用，还对它进行批判。
应该注意到，教育中的认识论障碍很多人未能认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巴什拉曾说，自然科学的教师往往比其他人更加不懂自然科学。因为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去挖掘错误，他们只是教授前人留下的知识。在一遍一遍重复一个证据的时候，似乎就能达到理解。但他们没有思考这样的事实：一个成年人在上物理课的时候，已经带着现成的经验知识。所以重要的不是获得经验性的文化，而是改变经验性的知识，要推翻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经理所当然的东西，要对它们进行质疑。这是巴什拉一生都关心的问题，他认为教师教学的目的，应该是教会学生如何去想象。紧跟着这种想象的就是反思，有了反思，就能够成为一个认识的完整过程。教育要教会人同时懂得想象与反思。
可见，巴什拉的科学哲学，首先是确立在新科学精神基础上的新理性；其次，他指出这种科学精神有不同的阶段。一是具体阶段；二是具体—抽象阶段，在此为精神和经验相遇，精神依靠的是比较单一的哲学，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三是抽象阶段，这是最高的阶段。他说：“一切科学知识的哲学都是以应用理性主义为准绳进行自我调整的。”图表上离中心最远的两端唯心主义和实在论距离现代科学精神最远。而中心的应用理性主义和技术唯物主义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因为它们避免了两种极端方向，不拘囿于简单单一的哲学中，而是表现为二者的和谐。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11-19 第7版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