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
10月1日，95岁的艾瑞克·霍布斯邦去世。他死后，英国卫报撰写其生平，定位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纽约时报称，如果他愿意对1917年大革命所发生的一切作出深刻的批判，他的史学地位将更为举世推崇。
霍布斯邦可能是影响我一生思想最深的人。他自1984年至1997年每年秋季至New School授课。每当秋叶降落，寂寥的白雪来临前，他会待在纽约；把他一生最好的思想留给我们。
我待在纽约那几年，年年听他的课。或许是机缘吧，那正是世界剧烈变化的年代。1989 年柏林围墙倒塌，接着德国统一，然后苏联解体。当西方快乐地迎接这些剧变时，他在课堂上对后苏联国家的民族主义崛起，给予极为负面的评价。
我很难忘记他在课堂上的表情，1992 年他已预言如果波罗的海三小国可以公投独立，那俄国要如何解决车臣？美国能以相同人权立场支持车臣独立，让黑海舰队、核武器落入一个不可能亲美的伊斯兰国家手里吗？早于车臣悲剧发生前，他已预言未来车臣将内战不断。
霍布斯邦出生于1917年，那一年发生俄国大革命，这个年代决定了他的一生，直到1994年，他仍对那场大革命抱有乌托邦般的见解。1917年之后，全球众多知识分子成为了人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信徒，他不只是其中之一，人生一路为此奋斗，但也心灵挫败至老。他的一生正如张爱玲所言，那个年代出身的人，身上好似都长错了一根骨头。所谓人生，就注定得历经主义的残酷；所谓成长，就是目睹大革命一一背叛他的信仰。他的血液里，早蕴藏了必须比旁人看透民族主义的因子。他的父亲是波兰犹太人，母亲为奥地利犹太人。他出生于埃及，因为户政事务所之类的拼字错误，使他全家的原名Hobsbaum变成Hobsbawm。从此不止名字，人生命定将错就错。
阅读霍布斯邦的回忆录，可以理解为何他一路拥有那么多学术界的政治敌人，却无人能阻挡他成为史学巨擘。
回忆录从一张维也纳黑白照片写起，那是霍布斯邦最快乐的童年岁月；照片有他们全家和邻居，其中有犹太人、奥地利人、德国人。然后时代的色彩变了，先是他12岁，父亲猝死自家门口，接着两年后母亲因肺病死亡。14岁，他投靠叔父成为孤儿移居柏林；接着16岁时希特勒取得政权，收养他的叔父带着他们逃至伦敦。而那张满载维也纳快乐童年的黑白照里，曾经一起烤肉、玩乐的邻居同伴，有的成了纳粹，有的进集中营，有的逃难，有的自杀身亡。
不需要太多历史书籍，他已从犹太血液中认清种族主义的疯狂。
留在伦敦，由于共产主义者身份，冷战麦卡锡主义高峰阶段，他曾长达十年以上被冷冻，一个不被牛津等“优秀大学”承认的学者。霍布斯邦如此形容自己：与宇宙错开一个小角度。
晚年，他仍想抓住主义中某些真诚，但他所钟爱的历史无情地向他摊牌。他已病重许久，根据女儿叙述，死前他的床头摊着许多报纸。在那些字里行间里，已经95岁高龄的他，再次目睹自己年少岁月大萧条历史重演。
霍布斯邦走了，哀悼他的文字，仍然大篇幅缠绕他的“十月革命”梦想，以及一生不愿放弃的理念。不过上了他六年的课，“大革命”在他心中留下的狐疑与烙印，使他对1968年的美国欧洲学生运动颇不以为然。他的狂热血液，某个程度已冷掉一大半——只是某种坚持吧，他只是一名被压迫于曾经信仰的主义中，坚持徘徊孤单的灵魂。
1998年他领取英国国家荣誉奖，来得太迟，满脸风霜。那不仅仅是岁月之痕，还是无情历史彻底的刻痕，像刀刮一般的刻痕。
他走了，地球上少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天上多了一颗星星。
（选自《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2012年10月25日第512期）
《中国科学报》 (2012-11-02 B3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