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卡森
开栏的话：
一本好书诞生的背后，往往很有“故事”；同时，其影响所及，也贯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科普作家尹传红主笔的新栏目“书里书外”，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故事。
■尹传红
只要春天还听得到鸟叫，我们就应该感谢卡森。这句话或许有点儿夸张，但今天应该没人会否认，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当以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寂静的春天》问世为标志。而这部给世界带来极大震撼的警世之作，恰恰因鸟儿的遭遇而促发。
1958年1月，出版过几部海洋科普读物并颇有些声名的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1907~1964），收到马萨诸塞州一位住在鸟类保护区里的熟人、报纸编辑奥尔佳·欧文斯·哈金斯的来信，获悉滴滴涕（DDT）已造成保护区内的鸟类濒临灭绝，情况非常糟糕。
“去年，灭蚊飞机飞过我们的小镇，……喷洒了好几种致命的药……一下子毒死了我们七只可爱的鸣鸟。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门前捡到三只死鸟。它们都是些跟我们生活得很近、信任我们、在我们的树上筑巢多年的小鸟。”奥尔佳在信中悲愤地写道，“……所有的这些鸟儿死去的样子都很吓人。它们的嘴张得大大的，张开的爪子都痛苦地耷拉在胸口。”
奥尔佳希望卡森能利用她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的威望，影响政府官员去调查杀虫剂的使用问题，可卡森觉得给杂志撰写文章警示公众或许最为有效。然而，编辑们竟然都回绝了。那个时候，政府官员和科学家都把滴滴涕当成化学上的奇迹并为它欢呼；它的发明者、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此还获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卡森思之再三，下决心写一本书。她要让公众认识到，尽管滴滴涕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的救星”，但它和其他杀虫剂实际上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杀手”，因而强效化学制剂的使用应更为谨慎、更有节制。
她很快便开始行动：收集资料，实地考察，调查访谈。起初，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她很容易就能从政府部门和图书馆得到她想要的信息。但是，当官员们发现她写作的内容后，就不愿意再合作了，还有不少人试图阻止她的要求。
“我对杀虫剂的作用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害怕。我意识到这是一本书的写作素材。”后来回忆起1958年年初的日子，卡森这样说道，“我发现，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对我非常重要的事物都受到了威胁，在我所能做的事当中，没有一样是比写书更重要的了。”
断断续续地写了3年多，卡森终于完成一部名为《人类与地球对抗》的书稿。编辑建议把新书改名为《寂静的春天》，并在1962年9月将其推出。两周后，《寂静的春天》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一场巨大的风暴也随之降临：围攻和谩骂都来了，从“煽情”到“歇斯底里的女人”和“极端主义分子”，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甚至，卡森的单身状况也饱受嘲笑和挖苦。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施压要求禁止这本书的发行，并指责书中包含了“荒唐的错误”和“耸人听闻的推论”。
1964年4月14日，卡森因患癌症与世长辞。1970年，美国设立环境保护署；1972年，美国全面禁止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同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里程碑式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只有一个地球”第一次成为全人类的共识。1980年，美国政府追授卡森美国普通公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奖章。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致辞中肯定了她的环保先驱者地位，称赞她“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是一个觉醒的春天”。
卡森深刻洞察了技术和进步背后隐藏的危险代价，并通过预言一种灾难性的可能惊醒了整个世界，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生命意识和自然意识。就在去世前不久，卡森还在一次演讲中发出警告：“合成化学物质的污染已经演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而人类已经被迫成为这个特殊实验的对象。”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恐怕已有身陷其中、进入“角色”之虑了。
《中国科学报》 (2012-11-02 B2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