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你个人如何评价梁启超？
解玺璋：梁启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他还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设计师。梁启超的学问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哲学、历史、法律、财政、金融等等，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我在写作中总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捉襟见肘。梁启超太庞大了，我们对他的了解只能是“盲人摸象式”的。
说到性格，梁启超是一个性情中人。胡适说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启超很犹疑，情绪容易大起大落，易被人或事激动，激动起来忘乎所以，遇到挫折又容易灰心。这从他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出，某次给大女儿思顺写信，情绪很不好，喝到醉醺醺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满满两页纸写的都是思顺思顺。梁启超这种性格注定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只是一个政治思想家。
梁启超还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他没有成见、不执拗，他认为只要对中国有好处、对中国进步有好处，就能接受。这也是梁启超被认为一生多变、反复无常的原因。
《中国科学报》：我们该如何理解梁启超的“多变”？
解玺璋：在梁启超一生中，大的变化有两次。在戊戌变法和初渡日本时，他态度极端激进，因为与孙中山走得很近，曾被康有为训斥。后来他游历美国，给他带来很大震动，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君主立宪思想。一战之后，他赴欧洲考察，看到曾非常推崇的西方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疮痍，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早年他对传统持彻底否定态度，被胡适认为是“最辉煌时期”，甚至被看成是全盘西化的人物。梁启超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因为他不断在批评和否定自己，用他的话说，就是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很多人说梁启超善变，其实，他是变中亦有不变，他的家国情怀、包容一切的胸襟，就是终其一生不曾改变的。
《中国科学报》：龙应台在2000年将要来临时写道：“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让她大为感叹的是，“梁启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所勾勒出来的就是我们转进21世纪的此刻所面对的现代化以至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今天我们对梁启超的重新认识和发现，意义何在？
解玺璋：梁启超的一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始终没有放弃对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追求和努力。
他从开民智走到新民，其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的聚焦点，则是宪政和政治的民主化。他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同时，他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倡导的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他的民主主义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思想底线，主张民权即国权。近100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的现代化，都没有超出梁启超政治遗产和文化学术遗产的范围。
《中国科学报》 (2012-10-26 B2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