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不过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再加论述。
实际上，当前“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就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其共同的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对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究竟后30年的成就是前30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后30年来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近代史的事实。我们开始走向现代化应该从鸦片战争算起，至少已经走了170年，不能无视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已经奠定的现代化基础和积累的成绩——不仅是物质领域而且包括制度、文化、思想领域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前的再起步决不是紧接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古代），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回首当年，如果我们从60年前就遵循这条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且不必付出如此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大规模破坏、大踏步倒退。远的不说，8年抗战打断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3年内战，建设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之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走出谷底，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紧接着又几经折腾，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从“文革”后的最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的百分比。
何况，这一次的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30年前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而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迄今为止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导致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近30年迅猛发展的动因。中国十多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取得显著的成绩，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过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节选自《感时忧世》，资中筠著，广西师大出版社）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4 文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