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容易成功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薄弱环节：一些所谓的三流学校（没有任何贬义）。因为上级对于他们的看管比较松，因而可以私下里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改革。
□李侠
在科学网上看到一则很有冲击力的新闻：南科大教授李元杰：港教授是朱清时赶走的（朱建华，《长江日报》，2011年8月5日）。关于人事纠纷的话题我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文中提到：朱清时先生办学奉行三个崇拜：崇拜院士、崇拜洋人、崇拜港人。不知这句话是否是朱先生说的，以朱先生行走中国江湖的经验，估计可能性不大。但这不表示他心里不这么想，这是当下中国精英的固有思维模式，一点也不奇怪。所以，即便直率地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反正国家目前的人才政策现状就是如此，说说又有何妨呢？总比那些藏着掖着要好许多。
其实，自从几个月前看到南科大的董事会章程与人选出台后，我已经不再关注南科大。南科大的教育改革进程其实已经结束了。以前曾撰文说过，朱先生的教育改革：貌似激进，实则保守。
如今中国大地上流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只剩下两种模式：其一，与国际上的一些著名学校联合搞的所谓合作办学；其二，现有体系下的分类改革。至于两种改革的后果，可以简单地说，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合作办学的结果就是四不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大学的独立性缺乏有效保证。而分类改革如果没有实质性的配套措施保证与支持，就会演变为朝三暮四的游戏。把老师与学生再操练一遍，最后大家都莫名其妙，不知所往。它的骨子里仍是新瓶装旧酒：看起来很新，实则乏味。
基于上述现实，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旧瓶装新酒。充分利用现有的体系、架构以及社会的认可度，往这个旧瓶子里慢慢添加进去一些新东西，久而久之，一种新的气象就会出现。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培育新人。毕竟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急不得。这也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唯一可行的出路，运行的阻力与成本都比较小。
其实要做到这点也是很不容易的，它首先需要一个有学术理想、有企业家能力以及外交家的公关能力的教育家。这个要求太苛刻，但是即便不能达到这个要求，那么至少要满足前两个条件，即学术理想与企业家的能力，通过这样的人的学术理想，为大学注入新的思想；通过其个人的企业家能力让大学获得持续的发展。那么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还是有望通过20～30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新人（这个时间的根据是基于当下从小学到博士后，需要24年时间，再加上5年的锻炼时间而来）。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而推动中国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旧瓶装新酒也面临诸多困难。关键是作为学校领导者的主要负责人是上级任命的，而上级在既有框架下几乎都是喜欢旧瓶装旧酒类型的人。很有些武大郎开店的味道，上级要求的首要标准是忠诚而非能力，这才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空间日益狭窄化的主要原因。
四年前与朋友们在湘江边上喝酒聊天时曾谈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容易成功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薄弱环节：一些所谓的三流学校（没有任何贬义）。因为上级对于他们的看管比较松，因而可以私下里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改革。令人沮丧的是，很多这些学校的领导人不思进取，白白浪费机会，自甘平庸。因此，我们就遭遇了中国最为诡异的现实，有N多人才，就是办不好一所有性格和神韵的大学。因为所有的希望就沦落为把希望寄托于上级派来一个好领导，而这基本上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习惯了守株待兔，这种信念顽强而执着，无聊之时，偶尔会高喊两声：兔子啊，兔子，你知道我在想你吗？
其实，在中国办教育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耕读传统，寻常巷陌人家，即便家里再穷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读书，希望借此改变命运（今天越来越难了）。
这种文化背景，以及考生的众多，保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卖方市场，几乎不存在台湾那样的生源短缺的现象，因此，只要稍微付出一些努力，办好一所大学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只要回想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学，几个名人聚在一起，再找几个投资家参与就能办成一所有模有样的大学，怎么我们今天反而不会了呢？我们缺少了什么？正是缺少的那点东西，才是我们努力改革的方向。不说了，你懂的。（http://blog.sciencenet.cn/u/老李）
《科学时报》 (2011-08-11 A3 博客@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