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 安德鲁·尼科尔
类型: 科幻 / 惊悚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2011年10月(美国)
韩连庆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在谈到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时曾说：“Too many dollars may chase too few ideas…Big Science may destroy great science, and the publication explosion may kill ideas.”“过多的美元会驱除仅有的一点思想……大科学会毁了伟大的科学，出版物的激增会扼杀思想。”这话也适用于电影：“大片会毁了伟大的电影，电影的激增会扼杀思想。”
我不太喜欢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觉得这类影片内容空洞，滥用电脑特技。我也很抵触特别“小众”的电影，觉得这类电影像个人的喃喃絮语，过于自恋。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最喜欢的导演是瑞典的伯格曼，我怀疑这人不是在装“高眉”（highbrow）就是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从电影语言的角度分析电影毕竟是极少数人的事，大部分人还是要看故事。英国作家毛姆在谈到所谓“严肃”的小说家时曾说，他们“很少有故事讲，甚至干脆没有；他们已经设法让自己相信，故事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是个可有可无的元素。就这样他们扔掉了人性中最为渴望的东西——听故事的渴望可以说和人类一样古老”。
我现在更喜欢看一些中等投资和体制之外的独立电影。大投资的电影因为要回收成本，不敢过于创新；而独立电影脱离了好莱坞固有的套路，能讲述一些新鲜的故事。
最近有朋友向我推荐一部叫《时间规划局》（In Time）的电影。听片名就知道又是一部“玩弄”时间的科幻片。关于时间的科幻片有探讨重返过去的《回到未来》、《时间线》，有探讨预测未来的《少数派报告》、《惊魂下一秒》，有基于混沌理论探讨初值敏感性的《蝴蝶效应》。珠玉在前，这部《时间规划局》还能翻出什么新花样？
《时间规划局》的导演叫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可列在他名下的电影却让我眼前一亮：编导了《盖特卡》、《西蒙妮》和《战争之王》；同时他还是《幸福终点站》和《楚门的世界》的编剧，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斯皮尔伯格和彼得·威尔。
《盖特卡》是尼科尔的处女作，拍摄于1997年。这部电影有两个特俗的中文译名“变种异煞”和“千钧一发”，足以让人以为是一部三流的科幻片。可这部电影绝对是一部被低估的科幻片。影片没有借助电脑特技故弄玄虚一些未来的幻象，而是讲述了一个挑战“基因决定论”的故事。《西蒙妮》又名“虚拟偶像”，讲述了一个电影导演为了避免大腕明星“耍大牌”，利用电脑特技塑造了一个女明星，引来全世界的追捧。《战争之王》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一个军火贩子游走在世界各地推销武器的故事。
三部电影都以精彩的故事见长。影片制作上也使用了电脑特技，但完全为影片的内容服务。影片投资都属于中等程度，演员阵容强大。《盖特卡》的主演是两位帅哥伊桑·霍克和裘德·洛，《西蒙妮》的主演是“老戏骨”艾尔·帕西诺，而《战争之王》的主演是大明星尼古拉斯·凯奇。因此，有人称尼科尔的电影是“投资最大的独立电影”。
《时间规划局》是尼科尔2011年推出的新片。影片将“时间”“实体化”，讲述了在未来社会中，由于地球无法负担过多的人口，每个人的生命都设定在25岁，一旦到了期限无法进一步获取“时间”，生命就会结束。在这种社会中，“时间”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承担了“通货”的功能。
影片的主角是一名叫Will的年轻人，他无意中遇到了一名对无限制停留在25岁而感到厌烦的“时间富翁”，在这位富翁自杀之前从他那里获取了大量“时间”。他赶回家为“时间”到期的母亲“充值”，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的死激发了Will仇视社会的心理，他非法闯入富人区，绑架了“时间富翁”的女儿Slyvia，以获取保险库中的一百万年的“时间”。最终，Slyvia加入了Will的行列，共同对抗追捕他们的“时间管理员”，成了一对“劫富济贫”的“雌雄大盗”。
在影片中，当时间成为一种通货之后也会“膨胀”：一杯咖啡昨天还“三分钟”，今天就“五分钟”了。行业名称也发生了改变：警察改叫“时间管理员”，匪徒改叫“时间劫匪”，金融业改叫“时间借贷公司”和“时间当铺”。此时语言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说“没时间”不再是借口，而是真的没“时间”；说“给我点时间”，那就真得给点“时间”；不说“人死了”，而说“时间走完了”；自杀不叫自杀，而叫“归零”（time down）。
从《时间规划局》中可以找到很多经典科幻片的影子。穷人和富人生活在不同的“时区”让人想起德国导演弗里兹·朗的无声片《大都会》，追杀Will的“时间管理员”让人想起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银翼杀手》中追杀“复制人”的“银翼杀手”。
影片的后半部分是向阿瑟·潘恩在1967年导演的经典影片《邦尼和克莱德》“致敬”。该片是以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对“雌雄大盗”为原型拍摄而成的。影片的经典场景是结尾处邦尼和克莱德中了警察的埋伏被射杀的场面。阿瑟·潘恩用慢镜头将这对“雌雄大盗”的死拍摄得如基督受难般凝重，影响了后来科波拉的《教父》、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等众多名片。
看尼科尔的电影，让我想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对“轻”的价值的强调。卡尔维诺认为，他的方法往往涉及减去重量。每当人类被宣告罚入重的状态，他就改变方法，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运用不同的逻辑和崭新的认知、核实方法，“对世界的认识也意味着溶解世界的坚固性”。我想，这就是“故事”的命脉。
《科学时报》 (2011-12-29 B3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