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森林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农田，没有农田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就不能生活。”当身着傣族、哈尼族服饰的儿童端着银钵走上台，向观众洒水祝福；当省级非遗传承人用傣族“章哈”唱响那句世代传诵的傣族谚语，那一刻，这段古老的旋律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落进每一个倾听者的心里。

这一幕，发生在第62届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ATBC）年会的开幕式现场。

作为全球热带生物学领域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ATBC年会时隔20年再次落地中国，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承办。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名科学家、保护实践者和青年学者汇聚于云南西双版纳，在“共享生态文明，实现长期韧性”的大会主题下，展开深度交流研讨。

从6月28日至7月3日，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560场专题报告围绕森林生态与碳汇、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存、恢复生态与种子生态、进化与生物多样性、生物入侵与全球变化、热带森林韧性、人工智能与保护技术前沿领域等议题展开，并将形成和发布《西双版纳宣言》。

雨林之间，一场关于生命与未来的对话，正跨越国界、语言与文化，构筑“迈向长期韧性的生态文明共同体”的共识之路。

第62届国际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ATBC）年会

多国参会人员交流

跨越20载：雨林沃土见证中国热带科研“蜕变”

2006年，ATBC年会首次登陆中国时，举办地设在昆明。今年，这场盛会落脚于物种富集的西双版纳，虽然是在中国边疆小城举办，但是会议规模、科研平台与国际话语权发生巨大跃升。

20年时光流逝，足以让一棵望天树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也足以见证一个学术机构、一个国家在热带生物学领域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部分“领跑”的蜕变。

谈及本次大会申办过程，版纳植物园主任星耀武感慨颇多：“20年前，承办同类国际会议仅能容纳三四百人，如今我们稳稳承接近千名全球学者，这份底气，来源于国家整体生态科研实力的全面提升。”

一年三个月的筹备周期，完整的申报方案，一轮轮答辩、匿名评审，每一步都充满考验……西双版纳能从众多申办地区中脱颖而出，离不开其独有的“生态+民族”双重多样性——常年高温高湿的环境，孕育了西双版纳完整连片的热带季雨林，区域物种丰度位居国内前列；世代生活于此的居民延续千年的山林守护传统，沉淀出鲜活的本土生态文明，与ATBC长期倡导的人与自然共生理念高度契合。

此外，会议成功申办，更离不开版纳植物园近七十年的科研积累。20年前ATBC首次登陆中国即是由版纳植物园承办，那时版纳植物园正是国际植物园届冉冉升起的明星。如今，版纳植物园已稳居世界知名植物园行列，在热带生物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成绩卓著。

开幕式上，那句傣族古谚并非单纯的文艺表演，而是整场大会贯穿始终的精神底色。远道而来的各国学者穿行在潮热林间，亲眼见证、亲耳聆听，直观地读懂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生命共同体认知。

走出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之道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共享生态文明，实现长期韧性”，而选择“生态文明”作为主题，并非偶然。

“对于生态保护，国际上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先破坏后修复，要么实行极端的保护主义、放弃发展。但中国的生态文明是一条新路径——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两者并不矛盾。”星耀武阐释了选择背后的深意。在他看来，生态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严密的系统逻辑。

在此次ATBC会议特设的生态文明圆桌会议上，与会专家共同解读了中国式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与落地实践，为全球保护治理提供全新思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从宏观视角勾勒了生态文明作为顶层设计和治理框架的演进脉络。他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文明演进阶段，其核心是尊重和保护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这一理念植根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并已转化为一套完整的治理框架。

他表示，中国政府正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工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落地。“我们有五年规划体系——例如“十四五”规划——将生态建设目标融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傅伯杰说。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包含了国土空间规划、资源开发保护和利用、能源转型、减污、降碳、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及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克平则聚焦生态文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密联系。他指出，生态文明不仅是理论框架，更是一套自上而下、切实可行的治理工具。“目前，在中国，我们实施了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将全国划分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实施差异化管理。”

此外，马克平还重点介绍了中国的“生态红线”政策——这是全球少有的将生态保护落到空间管控上。该政策覆盖超过30%的国土面积，将所有保护地纳入统一管理。目前，在保护地体系建设方面，中国已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三级体系，从制度层面为生物多样性构筑起坚实的屏障。

在谈论生态文明的宏观理念与制度构建的同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华方圆则分享了中国首例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案件——云南绿孔雀案，让“生态文明”变得具体可感。

会上，这一案例的分享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浓厚兴趣。案例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司法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提前至损害结果发生之前，不仅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主导作用，同时凸显了科学认知与公众参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补充。

华方圆表示，这一案例体现出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张力，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全球努力共同面临的核心挑战，需在科学指引下，进行实践探索与机制创新。

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工具，再到司法实践，生态文明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中国正在用一套完整的系统逻辑回应：“这条路走得通。”

深耕前沿科研，夯实生态系统长期韧性

生态系统的长期韧性，建立在对变化持续而精准的监测之上。本次大会上，多位一线青年学者带来的前沿发现，正从不同维度夯实这一基石。

热带土壤昆虫长期被学界低估，却深刻左右雨林养分循环。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副教授Louise Ashton团队通过对泛热带长期监测数据的整合分析、发现，即使在那些并未遭受砍伐退化的原始热带雨林保护区内，蜘蛛、白蚁、甲虫、蝴蝶等多个昆虫类群正经历长期的、与厄尔尼诺周期相关的衰退。

“昆虫对微气候的变化极为敏感。”Ashton在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正在穿透森林的保护屏障，直接影响那些最敏感的物种。”这一发现表明，随着极端气候事件愈发频繁，即使是完整的原始森林，也无法为所有物种提供足够的庇护。这凸显了建立热带昆虫长期监测网络的紧迫性——生态系统的长期韧性并非理所当然，其背后需要持续的数据支撑。

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思翀分享了全球种子生态学研究的系统性偏差的最新进展。她指出，当前的物种性状数据和物种互作数据大多集中于北美和欧洲，而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热带地区和大片全球南方国家则处于数据“黑暗”之中。这种偏差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全球生态规律的认知。

“当前我们所掌握的全球生态学规律，可能很大程度上只是区域经济财富的映射，而非地球生态的真实面貌。”陈思翀说。

为填补这一空白，陈思翀团队开发出了低成本、高精度的便携式野外种子硬度测量设备；同时，团队联合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数百位合作者，构建了“中国种子性状数据库（CSTD）”及“热带野生植物种子性状数据库（TSTD）”，并积极推进东非、马达加斯加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联合研究。

从热带雨林走向世界

无论是顶层宏观架构，还是微观学科视角，整场大会形成清晰共识——物种没有国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衰退属于全人类的共同危机，仅凭单一国家、独立机构无法完成完整保护工作。

立足西双版纳这片热带前沿阵地，谈及园区的长远发展，星耀武勾勒出一副清晰的蓝图。“早年，我们以引种经济植物、开发热带资源为核心。历经万种植物迁地保护阶段后，如今，我们迈入以科学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

当前，版纳植物园正积极申报创建国家热带植物园，这正是这一转变的具像化体现。“国家植物园的核心使命是对中国80%以上的珍稀濒危物种进行迁地保护。这要求我们告别零散单一的物种保育，转向全域系统性保护，视野覆盖国内热带干热河谷，延伸至整个东南亚。”星耀武告诉《中国科学报》。

与西方以种子收藏为核心的植物园模式不同，我国依托完整的行政体系，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并行推进，形成了一套独树一帜的顶层设计体系。而这套自上而下、多维度协同的保护框架，也正为全球各地的植物园建设，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面向未来，版纳植物园正着力构建保护联盟网络，联合国内外研究机构和植物园，发起热带生物多样性保护大科学计划，将“中国方案”推广至全球。

（图片均由版纳植物园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