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张帆 记者 张思玮

得知自己获得2026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副所长杨莉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忙碌着。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由北京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等部门遴选产生。

“有欣喜，但更多是感恩。”杨莉更想表达对并肩战斗的团队成员的感谢，“尤其应该感谢与我们一起面对疾病的患者们，是他们的信任和期待支撑着我们在医学研究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这份对于患者的责任，或许正是杨莉30余年从医生涯最精确的注脚。

从17岁踏入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以下简称北医）校门时梦想“悬壶济世”，到27岁博士研究生毕业爱上医学研究，再到如今成为国际肾脏病学界不可忽视的中国声音，杨莉始终相信，“做临床研究的初心，就是让患者获得最好的医疗，获得生的机会、健康的机会”。

“学霸”与医学结缘

杨莉选择医学，有几分宿命的偶然。

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她始终位居理科班年级前茅。当时北医是第一所来学校招收推免学生的大学，杨莉很高兴，当场就报了名。

自从踏入北医校园，开始学医的第一天，她就爱上了医学。“学医太有意思了，从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到生命的孕育、人体的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再到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像探秘一样……让我们可以深刻理解生命的奥秘，我从第一天就喜欢上了。”回忆起当初的选择，杨莉的语气中洋溢着兴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无比庆幸当年一时高兴举手报名的冲动，一瞬间就是一生的选择。

1996年—2001年，杨莉在北医攻读内科学（肾脏病）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 “肾脏病之母”——王海燕教授。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为什么选择肾脏内科专业？

在采访中，杨莉给出了一个“最直白”的答案：“我那时是年级第一名，获得了推免研究生资格，具有优先选择专业的机会。”北大医院肾内科是全国顶尖的“王牌学科”，以临床诊疗和科研创新并重，是医学人才成长的沃土。另一方面，肾脏结构和功能极具复杂性，通过精细的调节掌控人体排泄与内环境稳态，肾脏疾病的临床诊疗非常考验医生临床－基础整合思维能力，很有挑战性。

正是这份机遇和挑战，牵引着杨莉与肾脏内科结缘。

啃下AKI这块“硬骨头”

在肾内科众多的亚专业中，杨莉选择了急性肾损伤（AKI）——这是肾脏疾病领域“起步晚而挑战很大的一类疾病”。这个选择的缘起，是她初为医生时管过的几位患者。

第一个患者是位东北姑娘，因为发烧吃了退热药，很快就发生了急性少尿性肾衰竭，因为就诊很及时，经过治疗患者病情痊愈出院。

几天后，杨莉接了一位转诊入院的老奶奶。老奶奶因为重症肺炎曾经使用过多种抗生素，一周多后再化验发现血肌酐已经明显升高了，同样是急性肾衰，由于诊治过晚，年龄又大，她的肾脏功能只恢复了不到一半，虽然脱离了透析治疗，但是进入了慢性肾脏病4期。

第三位患者是由急救车从外地转来的中年男子。患者突发急性心梗、心衰，并发严重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急性肾衰竭。经过一系列的抗感染、呼吸机、床旁透析、支持治疗后，患者的呼吸和循环系统病情得到控制，然而肾功能却始终未能恢复，进入了尿毒症阶段，需要慢性透析治疗。

“这位患者是一名外科医生，但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站在手术台上了。”杨莉至今都记得他从走廊离开医院的背影。

这些患者在杨莉心里留下了一长串问题：“他们的肾脏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肾功能可以恢复正常？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患者肾脏恢复？”

AKI“诊断难、治疗难，也没有好的药物”，这成了杨莉“心里的一个结”。2007年，当她获得机会前往美国接受科学研究培训时，果断选择了AKI方向，并且一直坚持至今。

从美国回国后，2014年前后，杨莉在王海燕教授指导和支持下，牵头成立中国AKI临床研究协作组，完成覆盖22个地区、200余万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

“这是我们首次获得AKI全国疾病信息。”杨莉说。

调查结果发现，临床普遍存在严重的漏误诊问题——在所有AKI患者中，仅有约22%能够及时诊断，约78%存在漏诊或延误诊断。只有8%的AKI病人在肾内科住院，92%分散在肾科以外的各个科室，这对临床诊治而言意味着极大考验。

“AKI就像一名‘隐形杀手’，潜伏在住院患者里。”杨莉说。

2016年，她联合临床药学专业，牵头完成中国药源性AKI致病药物谱分析，为我国的临床肾脏安全用药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在此基础上，她带领团队历时6年，建立了中国AKI大数据平台，研发出适用于不同级别、不同地域住院患者的风险预测模型和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在多家大型三甲医院和市级医院部署，有效实现了AKI的早期诊断，促进了AKI临床诊疗能力的快速提升。

既能“顶天”又能“立地”

在杨莉的科研版图中，“顶天”是立足国际前沿的机制研究，“立地”是解决中国患者的临床诊疗痛点。

她在国际上首先报告了AKI后启动不良修复的细胞周期阻滞分子机制以及细胞早衰机制，首次发现并鉴定了关键致肾损伤效应、促纤维化效应的炎症细胞亚型并阐明调控机制。

据此，她带领团队建立新型尿液无创性肾损伤检测体系，研发快速精准诊断肾损伤的新型检测工具。这一系列工作开创了国际肾脏损伤与纤维化机制研究的新领域。

但这，并未停止杨莉前进的步伐，她又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区。数据显示，我国慢性肾脏病（CKD）患者超1.2亿。大量的早期CKD患者在社区就诊。然而，不同于高血压、糖尿病等，社区医生对CKD的了解较少、诊疗能力较弱。

从2017年开始，杨莉带领团队，与北京市西城区智慧健康研究中心协作，建立了适合我国人群的社区肾病监测与智能决策辅助诊疗新模式（ALARM-CKD）。该系统覆盖就诊前、中、后全链条，可以自动辅助社区医生进行肾病风险评估、早期诊断、用药指导和转诊。系统已完成北京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机构的试点部署，目前正在迭代优化和推广应用。

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杨莉的科研布局已经延伸到更远的未来。

她牵头国内首个肾脏领域的大科学计划“数字孪生肾脏”，联合肾脏医学专家和跨领域科学家，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打造全维度数字肾脏模型，用于功能、疾病模拟与药物测试，探索肾脏研究新范式。此外，面向临床的新兴难点问题——抗肿瘤药物相关肾损伤的防治，团队建立临床队列，开发人群易感性预测和无创病理诊断技术，并与抗肿瘤药物研发团队协同，探索减损方案。

此外，面对全球尚无有效药物的AKI治疗难题，团队锁定关键靶点推进小分子药物研发，候选药物进入开发与临床前评价阶段，干细胞治疗相关临床试验也同步开展。

“对我而言，它是生命”

作为博士生导师，杨莉每周都会跟学生讨论课题进展。科研之外，她还给学生讲思政课、讲领导力——如何“从最初领导自我到未来领导团队”。她的乐观和热情总能感染到周围的人。

“育人先育心。”杨莉首先希望传递给学生的是精神而非技能。

她告诉学生们，对不同人而言，做医生可能是一份职业，或者是一份事业、是一份使命，“对我而言，它是生命”。

今年，杨莉还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杨大夫，我在公交站台的广告牌上还看到了您！您太棒了，一定得坚持下去，我们盼着更多的治疗新办法、新药物。”正是患者的鼓励与信任，更加夯实了杨莉从医坚守的初心。

“坚守初心，其实就是医生帮助患者、解决临床难题。”正是这份初心，足以支撑杨莉在任何困难下勇敢前行，最终“闯出一片天地来。”

杨莉。受访者供图

杨莉。受访者供图

杨莉（前排）指导学生做研究。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