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张晴丹

近日，一封寄往《自然》杂志的读者来信，揭开一位中国博士生隐秘的伤痛。

当学术殿堂的引路人变成精神施压者，当“尊师重道”的传统沦为沉默的枷锁，一位陷入重度抑郁的年轻学子在十字路口发出呼喊：“我该投诉，还是退学？”

截图自《自然》

一封来自深渊的信

“我担心自己与导师的工作关系已变得有毒，且无法修复。”

写下这句话的是一名来自中国某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二年级博士生。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导师的言语冷暴力中，一步步滑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这名博士生写给《自然》的求助信截图自《自然》

在他的描述里，实验室不再是孕育思想的温床，而是变成了一座冰冷的孤岛。研究想法被导师一再否决，学术指导完全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苛责。

“不称职”“连硕士生都不如”这些冷冰冰的评判，像一把钝刀子，日复一日地切割着这位博士生的自尊。没有改进的方向，只有无尽的否定。他说，自己的研究尝试屡屡陷入死胡同，而持续的心理压力和言语虐待对他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他已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和轻度焦虑症。

如今他进退维谷，不知道该沉默，还是该反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这条曾经憧憬的学术之路。

全球43%的博士生曾受伤

这位博士生的处境，远非孤例。

《自然》2025年全球博士生调查显示，博士生的幸福感与导师的支持程度直接相关。这份调查报告揭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约43%的博士生在求学期间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歧视或骚扰。然而，大多数人因惧怕报复而选择沉默，真正选择举报的人寥寥无几。

害怕报复，害怕被贴上“难搞”的标签，害怕在学术界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于是，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把痛苦咽进肚子里，继续在实验室里假装一切如常。

调查还显示，在中国，情况不容乐观。中国博士生在包括与导师关系在内的许多方面，其满意度都显著低于国际同行。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在深夜辗转难眠的年轻人，是一个个在实验室里强忍泪水的背影。

他们不是不想呼救，而是不知道呼救之后，谁会伸出援手。

当“尊师”变成“顺从”

为什么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失衡，在某些文化语境中尤为尖锐？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Changhee Kim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东亚文化中，学生与导师的关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尊重社会中更年长、更有经验的成员。“导师常被视为‘家长式领导者’，而学生应该保持谦逊和顺从。”Kim补充道。

这种文化底色本身是一种优良传统，但当它落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就可能变成一把沉默的锁——锁住了学生的嘴，也锁住了他们求助的勇气。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的组织行为学研究者Sherry Moss进一步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导师都掌握着从资源分配到实验审批的绝对权力。而在中国文化中，“不挑战权威”或“不出风头”的期望，让这种本已不对等的关系更加失衡。

于是，当学生收到“你不行”的反馈时，他不敢追问“那我该怎么改进”；当他感到委屈时，他不敢向旁人求证“是不是我太敏感”。他只能独自消化，直到精神世界被压垮。

Moss建议，如果还有余地，可以试着直接向导师寻求“具体的、可执行的反馈”。这不仅是在寻求指导，也是在表达“我想进步”的诚意。

Kim则提出一个更务实的思路：摸清导师的工作风格，用“难以被忽视”的方式沟通。例如，对于新的研究想法，你可以制订一个完整、结构化的计划，包括材料、实验、时间表以及任何与你工作相关的其他内容，然后提交给导师，向Ta展示你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让对方无法用模糊的评价打发你。

但这些策略，都有一个前提：关系尚未彻底搞僵。而一旦言语虐待已成常态，这些“技巧”便如隔靴搔痒。

十字路口：投诉，还是退学？

当关系恶化到无法修复，摆在博士生面前的往往只剩两条路：忍，或者走。

南京大学的信息科学家Li Jiang表示，在过去15年里，他一直帮助他人处理学生与导师之间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罕见，保持理性、不冲动行事是关键。

他的建议是先从组里的同门师兄师姐那里获得实际帮助，弥补导师指导的缺失；如果情况恶化，可以联系学校的学生事务办公室进行调解。若调解失败，更换导师是最后的选择，需要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介入处理。

然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纳米科学家及反霸凌研究员Morteza Mahmoudi发出了更为谨慎的警告：向院系举报“非常棘手”。学术霸凌者往往深谙权力运作之道，他们可能利用影响力进行报复，甚至启动一连串的“合法”打压。在美国，这类问题通常由独立的监察员办公室处理，直接向校长或科研诚信办公室汇报，以尽可能隔绝权力干预。

如果所有温和的路径都已穷尽，正式投诉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但香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员Wang Yanbo给出了一个沉重的提醒：许多机构更在意保护自己的声誉，而非解决问题。投诉可能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反而会让你陷入一场漫长、孤独、消耗巨大的战斗。

Wang建议，如果决定投诉，最好在离开导师课题组之后进行。同时，要向院系、学院和大学三级机构同步提交材料，以降低案件被某一层级“压下”的风险。而最关键的一步，是找到一位愿意为你发声的资深教员——在这场权力不对等的博弈中，一个有力的支持者非常重要。

参考链接：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5-04126-w

封面图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