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虹

张端鸿

■刘虹 张端鸿

近期，“优质本科扩容”频繁进入公共视野，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政策讨论的关键词。在不少公共讨论中，这一提法很容易被简化为“名牌大学扩招”“重点高校多给名额”。这种理解并非毫无依据，在高考这一高度竞争、风险不可逆的制度环境中，社会天然倾向于用学校层级和品牌声誉来判断教育质量。在实际讨论中，“优质本科扩容”这一概念逐渐被简称为“优本扩容”。问题在于，如果将优本扩容简单等同为名校扩容，那么从一开始就误读了政策信号，把一次针对本科供给结构和质量机制的调整，简化为学校身份和招生指标的再分配。

从政策源头看，优本扩容并非突然出现的临时性表述，而是嵌入国家中长期教育与人才战略的总体部署之中。《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在此基础上，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这一系列表述共同指向一个清晰判断，优本扩容并非应急性政策，而是着眼于中长期人才结构与教育质量的系统性安排。

正因如此，理解“优本”的内涵至关重要。优本扩容的底层逻辑并不在于扩大“本科”的学历层级本身，而在于稳住和加固支撑产业升级与技术变革的人才能力底盘。无论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真正稀缺的都不是完成4年学习后拿到的毕业证，而是具备扎实基础、良好学习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的本科毕业生。

但在实践中，“优本”极易被压缩为“名校”。原因很简单，本科培养质量高度依赖过程，课程体系是否扎实、教学投入是否充分、学生体验是否良好，这些关键变量对外部观察者而言并不透明。相比之下，学校层级、录取分数线和历史声誉则更容易被感知和传播。于是，优本扩容在社会心理层面被自然理解为“好学校多招一点人”。问题在于，一旦这种理解固化为政策执行的逻辑，就会使优本扩容从“质量型供给增加”滑向“身份型资源倾斜”，从而偏离其最初设定的结构性目标。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本科教育质量的差异首先体现在专业层面，并且这种差异通过长期演化逐步显现。一个专业如果在录取分数、培养过程和就业结果等多个维度上持续表现良好，往往会在校内资源配置中自然获得优势，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更强师资力量、更高平台支持和更稳定制度投入。这并非单一行政决策的结果，而是学生选择、教师投入、学院治理和用人单位反馈等多元主体分散博弈、长期互动的产物。换言之，真正的优质本科专业不是“被认定出来的”，而是在持续表现中被反复验证形成的。

正因为“优”来自自然的演化和验证，如果简单画一个圈来确定谁是优本，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刀切”。出于公平与可操作性考虑，倾向于确定一个清晰、统一的政策范围在许多公共治理领域是必要的，但本科教育质量恰恰是一种高度依赖过程、难以被静态刻画的结果。一旦“优本”成为一种行政身份，博弈重心就会前移至评选门槛，专业建设的动力也可能从长期育人转向短期达标。更深层的风险在于，身份一旦固化，原本由质量驱动资源、由资源反哺质量的内生机制就会被削弱。

因此，优本扩容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划出一个谁是优本的圈子”，而是能否建立一套持续起作用的激励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应是将政策重点从“认定谁是优本”，转向“怎样让办得好的专业持续获得回报”。在这样的机制下，优本不再是一个静态标签，而是一种动态结果。真正决定是否扩容、扩容多少、向哪些专业扩容的，则是专业在录取质量、培养过程和就业结果等方面的长期表现。

归根到底，优本扩容考验的不是招生计划调度能力。如果优本扩容最终被操作为名校扩招、重点高校扩招，短期内或许能够缓解部分焦虑，却难以改变本科教育供给结构。只有当“办得好”的专业能够在长期表现中持续获得回报，优本扩容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本科教育提质增效的制度工具。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