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科学》报道，上月，又一家由亿万富豪支持的硅谷公司——Episteme浮出了水面。该企业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和日本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注资，具体金额未公开。该公司目前既无具体产品，也未明确业务方向——仅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个装备齐全的实验室，供15名科学家自由探索他们感兴趣课题，而无需担忧经费申请或论文发表。

Episteme以贝尔实验室等公司实验室为蓝本，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40年代末发明了晶体管。图片来源：NEW YORK PUBLIC LIBRARY/SCIENCE SOURCE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Louis Andre坚信这场豪赌终将得到回报。他认为，只要科学家摆脱烦琐事务的束缚，基础研究中便可能诞生改变世界且盈利丰厚的想法。他透露创立Episteme的契机源于与Altman的多次对话：“盈利只是副产品，核心目标应是创造影响。当你从事卓越的科学研究时，商机自会出现。”

从公共资助机构获得资助，向来是一件艰难的事——必须在低效、规避风险的官僚体系中艰难跋涉。Episteme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其模式借鉴了贝尔实验室、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等昔日资金雄厚的企业实验室。Andre表示，他选拔人才看重的是其“变革理论”而非现有科研成果。“若某项构想失败，这无可厚非，应给予研究者调整方向的空间。”他表示，Episteme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衍生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和所有权。

近年来，一些财力雄厚的资助者试图以初创企业般的速度颠覆科研资助模式，但成效却参差不齐。比如，2024年，一群亿万富翁斥资5亿美元创立了生物技术公司Arena BioWorks，以七位数薪资聘请顶尖科学家专注药物研发，但该公司近日宣告倒闭了。

生物技术孵化器IndieBio的首席技术官Pae Wu指出，私人研究资金经常遇到阻碍的一个原因是，它希望从中获利的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往往回报缓慢。“有些研究不追求利润，它们具有社会重要性和战略重要性，但不会推动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些领域本应由政府主导。”Wu说。

事实上，研究表明，公共资金资助的基础研究最终带来的经济收益远大于私营部门的投入。早在201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团队就发现，公共与私营研发资金的结合能带来约55%的生产率回报，而仅靠私营资金则仅能实现21%的增长。2024年，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学家Andrew Fieldhouse的一项研究揭示出更显著的差异：公共非国防研发资金的整体生产回报率高达140%至210%。

但这些收益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显现。2018年一项研究显示，全球80%的重要药物源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科学研究，但从发现到药物问世平均耗时32年。

上世纪50年代逾80%的企业设有实验室，此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家Ashish Arora指出，尽管贝尔实验室等巨头曾从事变革性基础研究，但多数企业实验室弱化了研发中的“研”而侧重“发”。“它们本质上是跟随者。”他解释说，“只是利用而非创造科学研究成果。”

“若Episteme能填补联邦资助体系与私营资助体系的双重漏洞，对美国经济将是重大利好。”Fieldhouse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