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李思辉 付宸旭

2025年4月，女科学家Irep Gözen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了一篇预印本论文，她的所属单位显示是一家瑞典哥德堡的科技公司GOMOD AB。

这是她被挪威最高学府——奥斯陆大学解雇后，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

据当地媒体报道，2022年秋天，Irep Gözen指导的4名博士后联合提出投诉，指控她沟通方式严苛、居高临下、令人窒息。

其中一人在投诉信中写道：“每一次组会都像一场审判，她不是在指导，而是在贬低和质疑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基本能力。”另一人补充：“她似乎享受这种权力的快感，而我们只剩下焦虑和自我怀疑。”

多人举报，让校方再也无法忽视，一场针对Irep Gözen的独立调查就此启动。谁也没想到，这封投诉信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持续多年、被刻意掩盖的学术权力滥用乱象被曝光。

2023年，Irep Gözen被正式解雇。然而，她并未选择沉默，而是奋起反击，将大学告上法庭，指控自己“遭受不公解雇”“言论自由受侵害”。

Irep Gözen 图源：奥斯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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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揭露其多项违规行为

据公开资料，Irep Gözen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长大，在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获得环境工程与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双学士学位。

2013年，她在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方向逐渐转向生物物理学与软物质科学。此后，她进入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健康科学与技术项目从事博士后研究。

她于2016年被奥斯陆大学以人才引进方式聘为该校分子医学中心的研究员，同时也是生物纳米技术和膜系统实验室负责人。

当年招聘时，她在71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面试官评价她“极具能量、愿景清晰、善于表达科学理念”，堪称“天才级研究者”。在奥斯陆大学工作期间，她争取到了大约6000万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4250万元）的外部研究经费——因此成为她所在的研究中心现职人员中获得经费最多的人。

但是，华丽的履历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恶劣行径。

2022年底，学校委托Kluge律师事务所启动独立调查。数月后交出的报告，让整个学校为之震动：Irep Gözen被查实存在23项独立违规行为，涵盖对博士生的语言伤害、精神压制，以及对同事、行政人员的不当攻击。

调查中，更多令人揪心的细节浮出水面。投诉学生中的一位在国际期刊已发表过论文，却仍被她公开称为“缺乏基本科学素养”；另一人在实验中期汇报“阶段性结果”，被她直接打断并指责“这甚至不配称为研究”。

一名来自亚洲的博士生因文化和语言差异本就信心不足，却在多次会议后被她指责“理解迟缓、拖累团队进度”。学生私下交流发现，她常使用相似手段——否定他人的能力，强化自己的权威。

这种权力的滥用，并非只针对学生。调查报告显示，她曾因实验室设备订购延迟，在一封抄送多人的邮件中怒斥IT支持团队“故意拖延、能力低下”，还要求其上级“立刻介入整顿”；对待国际合作者，她也多次发送措辞严厉的投诉信，甚至在邮件中用诸如“躁郁症式的”精神病学标签形容同事的工作方式，直言“这不可接受”。

面对这些指控，她始终以“学术高标准”为借口辩解。但奥斯陆大学分子医学中心前负责人Kjetil Taskén在调查中直言：“我曾亲自找她谈话，要求她停止用精神病学标签攻击同事。”

2023年，奥斯陆大学依据《国家雇员法》第20条“公职人员屡次失职”的规定，正式对其下达解雇通知。这位挪威学术圈的“新星”，遭遇职业生涯的滑铁卢。

2 被解雇后，她反诉学校

被解雇后，Irep G?zen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将奥斯陆大学告上法庭。

2024年奥斯陆地方法院庭审现场，她坐在原告席上，坚称自己“因遭受不公被解雇”，声称对学生的批评是“学术严谨的体现”，甚至控诉“言论自由受侵害”，要求法院推翻解雇决定，并索要未明确金额的赔偿金。

面对“语言暴力”的指控，她辩称“这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她的律师Ingvild Opøien表示：“为导师在特定指导情境下的言论设定过严的限定，这与学术界言论自由的界限、对学术独立的考量、职位类型以及导师所处的特殊工作条件不相称。”

更具讽刺性的是，她还反过来指控所有处理此案的人“存在偏见”：从直属领导、行政员工到外部调查员，都成了她的举报对象。当法官询问“你究竟举报过多少人”时，她表示：“不知道。”

政府律师Magnus-Johan Færø在法庭上严厉批评Irep Gözen：“她把举报制度当成了武器。凡是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完全同意她的人，都可能被她投诉，这是对维权机制的恶意滥用。”

2024年9月25日，法院判决学校的解雇决定合法。Irep Gözen彻底败诉，她的其他诉求也被一并驳回。

3 惜才还是纵容？

有评论认为，这场权力滥用风波，并非“突发意外”，而是“长期纵容”的结果。

回溯至2016年，奥斯陆大学医学院的招聘现场，71人竞争2个课题组负责人岗位，Irep Gözen凭借“哈佛履历、清晰的研究愿景，以及面试时充满能量的表现”脱颖而出。彼时，评审们眼中的她是“学术新星”，却没人预料到，冲突在此已埋下伏笔。

2018年，已有博士生私下向校方反映“导师沟通强硬，缺乏耐心”，Irep Gözen却辩解“我是为了让他们快速适应学术圈”。管理层因“惜才”，只做了口头提醒，未深入调查。这种“轻拿轻放”的态度，让其行为愈发毫无顾忌。

直到2022年9月，两起关于“作者身份侵占”的举报，才让她的学术不端行为彻底暴露——一位在籍博士生和一位已毕业博士生，分别向奥斯陆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举报，称自己原本是合作论文的第一作者，却被她擅自降级，甚至被移出作者名单。

其中，在籍博士生的遭遇尤为典型。他完成了论文中大部分实验工作，首次提交同行评审时还是第一作者，可在修改阶段，即便参与撰写了回应评审意见的“回复信”，仍被Irep Gözen以“贡献不足”为由，要求降为第二作者。

此举遭到那名博士生拒绝后，她不仅在第二版手稿中擅自调整顺序，还在博士生未参与的第三版手稿里，直接将其姓名从作者名单中删除，仅在“致谢”部分提及。当期刊质疑作者顺序变更、博士生明确表示反对后，Irep Gözen竟索性撤回了论文。

奥斯陆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2023年8月裁定，这一行为违反《温哥华宣言》——该宣言明确要求作者顺序调整需全体作者商议，而她的做法既忽视博士生的学术贡献，也践踏了其“学术完整性与个人尊严”。即便她向国家审查委员会申诉，2024年5月的最终裁定仍维持了她“学术不端”的结论。

从2018年对投诉的漠视，到2021年续签合同时对过往冲突的“选择性忽略”，校方始终以“学术成就”为借口纵容：前系主任Jo Døhl在庭审中回忆，他曾多次劝Irep Gözen“考虑他人感受，别写指责性邮件”，可她坚持“只有我的判断才对”，而管理层从未采取实质性约束措施。

直到事件发酵后，奥斯陆大学才在书面声明中表示“所有举报均按独立原则处理”，并提及“涉事导师已不再指导博士生”，却拒不接受进一步采访，也未提及对其学术不端行为的其他处罚。

参考信息：

https://www.khrono.no/regjeringsadvokaten-hun-mangler-evne-til-a-handtere-menneskelig-samhandling/906416https://www.khrono.no/uio-presser-meg-til-a-innromme-ting-jeg-aldri-har-gjort/906121

https://www.khrono.no/uio-ansatt-til-sak-etter-en-usedvanlig-og-unodvendig-brutal-oppsigelsesprosess/902337

https://www.khrono.no/strok-stipendidat-fra-forfatterlista-og-ble-felt-for-vitenskapelig-uredelighet/900676

https://www.manoharan.seas.harvard.edu/people/irep-gozen

https://www.biophysics.org/profiles/irep-g246zen

https://www.med.uio.no/ncmbm/english/news-and-events/profiles/irep-goz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