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孙滔

作为教师代表，在迎新典礼上该讲什么呢？接到学校通知的第一时间，文铮心里就有了谱——他要讲讲AI。

为什么讲这个主题？这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授猜测到了学校的意图。首先，他是一个不喜欢说教的人，学生或许更容易听得进他的陈辞；更重要的是，外国语院校当下需要稳定“军心”，而文铮近几年一直被各个兄弟外国语院校邀请作报告，经常给人心惶惶的学子们吃“定心丸”。他们需要消除世人对学语言的误解，以及对抗大模型时代的外语专业淘汰论。迎新典礼是一个好的时机，他要让自己的发言催生学生们的信心，这时候的情绪价值很重要。

2025年9月1日，在东校区体育馆，这位北外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中国意大利语教学研究会会长，面对2025级的3917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作了5分钟发言。

5分钟时间不长，但足够他把多年的思考所得提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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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日，文铮在迎新典礼上发言。

三颗“定心丸”

对于外语学子来说，“定心丸”的研发已经迫在眉睫。AI的翻译如此高效，尤其是在法律、医疗以及技术文档等标准化场景中，其翻译已经具有“工业级”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显而易见的结果便是，一些外语专业或停招，或转型——纯粹的语言学转向了区域国别研究、艺术，甚至是远洋考古。过去的外语专业都是顶尖高中生争着报考的目标，但近几年却遭遇报考人数锐减、部分被录取学生退学或转专业的窘境，有些学校的外语专业新生转出比例甚至高达三分之一。

文铮说，就全国高校小语种专业情况看，有不少学生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思已经不在专业学习上，而是纷纷转向了法律、金融等学科的学习。让他感慨万千的是，有的学生宁愿跳到那些热门但并非优势学科的专业，也不愿留下来学本校最有优势的外语专业。

当得知一名大二学生因为将来想去外交部而打算转到另一个专业时，文铮告诉他，自己做过调研，这么多年，那个专业的毕业生并没有几个人入职外交部；而留在本专业，如果品学兼优，参加外交部遴选的可能性非常大。

文铮很清楚，这次他需要向学生、家长和社会证明外语专业的不可替代性和未来价值所在。思忖再三，他在开学典礼当天给出了三个关键词：深潜、审美、在场。

“深潜”，也就是下沉到世界肌理的最深处。文铮说，平面化的知识和工具化的技能已经不再是人们养家糊口和安身立命的绝对本钱，语言的“巴别塔”有了方便快捷的“电梯”，外语学科正在从“普适工具”转向“深潜机器”。

他告诉学生们，DeepL、ChatGPT、Deepseek……这些工具无论多么强大，都没办法“替你呼吸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和世界另一个角落的空气”，所以他建议新生们，要深潜于某一学科或某一专业，“先要以最大的勇气沉下去，再以最大的自信浮上来，以一个崭新的自己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

对于“审美”，文铮认为，审美才是人类在AI时代的底层操作理念，而并非一些人眼里的附庸风雅、锦上添花。也就是说，在AI时代，知识和技能可以像App一样快速安装卸载，但一个人的审美格调和文化判断力则决定了其天花板。在他的眼里，审美是对文化价值的感知力和判断力，能让人们在这个技术主导的世界中保持精神的丰盈与独立，而要获得这种审美能力，人们需要阅读，尤其是个人式阅读、常态化阅读和非功利性阅读。

“在场”则是学好外语、做好研究、掌握好学科技能的必经之路。文铮说，它不是上课签到和实习刷脸，更不是VR里的虚拟场景，而是真实肉身贴近世界，把书本上的“外语”“国别”“国际”这些字眼变成能触摸、能沟通、能共情的实践经历。

换句话说，学生们需要行万里路，需要与活生生的人接触，需要把大脑里的单词和短语、课堂上的方法和案例，具化为“你和语伴手舞足蹈的交流、田野调查中的每一个提问和每一公里路程，以及在世界上踏出的每一条足迹”。他说，只有双向的认知碰撞，才会跳出书本的局限和以往的偏见。

他的发言收效奇佳，人们纷纷来找他要发言稿。因为没有其它社交媒体，他就把发言稿发到了朋友圈，以及各个教学群，任由人们自取转发、阅读。

为什么这个发言这么受欢迎？文铮再三复盘的结论是，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人的嘴替，替他人说出了心中的痛点，并给予大家恰当的情绪价值。

事实上，作为一池江水里冷暖与否的先知，他对此已经思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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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文铮在意大利。

教育的本质

作为一个小语种教授，他没有完全沉浸在语言和文学的范畴，而是四处涉猎，尤其是在科学文化领域建树颇丰。

他做了很多科学文化著作的翻译工作，包括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的《七堂极简物理课》、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帕里西的《随椋鸟飞行》，以及意大利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的《质数的孤独》。尤其是《七堂极简物理课》一书，在豆瓣上由1.5万人打出了8.4分，位列该网站热门物理科普图书TOP10中第八位，也成了众多中学推荐读物。不仅如此，文铮曾经多年为中文科普杂志《科学世界》担任编译工作，无论是物理、化学、心理学，还是机械、航空，他均有涉猎。

一个文科生何以能跨越到科学领域呢？这跟文铮的少年经历有关。

在初中，当时的北京景山学校有众多兴趣小组，包括地质、航空等，文铮选择了生物小组。他们跟着北师大生物系的师生，背着帐篷和碗筷，背着诱虫灯、幕布、标本夹、福尔马林溶液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瓶子，钻进山里。他们住在残破的仓库里，自己拾捡柴火用大锅煮面吃，没有饮用水就去河沟里自己过滤净化，一待就是好几天。他们做什么呢？做灯诱，捕捉飞虫。

13岁的文铮就是这么认识大自然的，这也是他的“在场”论的源头。

那时的他特别有成就感，自己在跟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做着一样的事情。他还为华北植物志和昆虫志的编撰出了一份力，尽管最后他的名字没有署上去。

这段经历让文铮认识到，原来科学实验并非高不可攀，不是只有在大学和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才能进行，也不需要那么复杂的、高精密的仪器。

多年后，他回顾这段生涯时感慨说，“在景山学校，我的小学像是在国外读的……学制、教材、理念和老师与别处完全不同。在景山学校，从初中开始我们就接受了大学式的人文和科学通识教育。”

如今他看到，AI正在倒逼人们坐下来，去认识教育的本质。

文铮是1993年上大学的。当时，大学更多地被视为职业学校。

或许这种理念在30多年前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那时候人们主要是为了谋生求职，但这个理念在AI时代不灵了。究其原因，这种理念没有凸显人的价值，没有展示人的本质。在可见的将来，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产品完全失去了不可替代性，这不仅意味着被他人替代，更关键是被机器所替代。

文铮感慨，强大的刷题能力正是工业品的最典型表现，然而标准化的工业品一旦遭遇时代变迁，就会面临大批失业。

对于大学教育，他尤其认同前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的那句名言，“大学教育不教知识和技能，却能让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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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文铮在在希腊路遇“游吟诗人”。

无用之用

如果大学教育不教知识和技能，那该教什么呢？文铮给出的答案是，无用之用的知识。

他反复强调，人们需要根治有用强迫症，需要弱化功利性，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有用的事情上，否则灵魂将追不上人们越来越快的脚步。

他特别喜欢引用《七堂极简物理课》中提及的爱因斯坦的例子。爱因斯坦的高中本来是在德国就读，但他忍受不了德国严苛的纪律和考试，于是跑到了在意大利工作的父亲那里。意大利人的时间过得很慢。他们吃饭都不喜欢快餐，而是要slow food，甚至会叮嘱外国客人，千万不要催菜。爱因斯坦在意大利度过了一年“无所事事”的生活，读诗、逛博物馆。

在《随椋鸟飞行》一书中，文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千万年来，无数人见过飞行的鸟群，但乔治·帕里西盯着鸟群发呆良久，并发问：没有指挥，巨型鸟群是如何在极速飞行中变换队形的？看似复杂无序的队形表象下，是否隐藏着简洁且普适的规律？

文铮说，有的时候看似无用的事情，往往更能够造就我们。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

他的爷爷有一屋子的书，自小并没人要求他读哪本，他就随意翻阅，很快沉浸进去。他还在爷爷的影响下爱上了京剧。多年后，他大三时跟同学组队参加央视的京剧知识比赛，获得了亚军。

中学时代，文铮把这种习惯更加“发扬光大”了，他经常把钱省下来买书，中午只吃一个煎饼，在书店一呆就是半天。

高三那年，他得到了保送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小语种专业的机会。本打算学中文或历史，但只有小语种专业有面试机会，他想到文艺复兴始于意大利，就选择了意大利语专业。

面试的时候，王军教授问他关于意大利文化的问题，文铮侃侃而谈，给出了一个让王军眼前一亮的观点：在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几个西方人都是意大利人，如商人和探险家马可·波罗、传教士利玛窦、画家郎世宁。其实这个观点来自舒乙，文铮很早就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听了舒乙的讲座。

文铮发言长达25分钟，早就超出了15分钟的面试时间，最终他以高分被北外意大利语专业录取。

大学毕业后，文铮选择了留校任教，后来在罗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还担任过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曾为当地居民讲解京剧、民歌、民族舞蹈、武术、杂技、书法、美食等中国文化，获得了意大利总统和外交部授予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

他评价自己是“不太专心，总会左顾右盼的人”。比如翻译物理著作的时候，他就会关注霍金和爱因斯坦。他甚至还会关注心理学和哲学。他说，这并不是在不务正业，恰恰相反，他想为读者带来更丰富的世界。

说起不务正业，他谈论起他的一个学生。那是他从意大利回国后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后来当了公务员，但是后者的理想是写小说。若干年后，这位学生告诉文铮，小说马上出版，请他写序。她的小说是自费花了5000元出版的，至于是否卖得好，就不重要了。

在《七堂极简物理课》中，作者卡洛·罗韦利的一句话让文铮念念不忘：一个没有“浪费”过时间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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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的学生还出版了译著，她给文铮寄来一封亲笔信。

更高的壁垒

数年前在给兄弟院校做讲座时，文铮就提出，人工智能不能取代高端翻译，但会淘汰绝大多数的平庸者和低端的从业者。

何谓高端？文铮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文化的语言是一个空壳。以意大利语为例，虽然是小语种，但意大利语却拥有“大文化”，正因如此，学生需要摒弃平面化的知识，拥抱立体的知识。

入门意大利语30多年来，文铮的感觉是，随着这个专业探究的深入，它带给你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因为毕竟一种语言背后是一个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意大利语更是如此。

他认为，与他者交流，重要的是理解不同的文化。当下，更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精确、深入掌握和应用对方的语言和文化。

文铮说，语言就是在这样微妙的层面上论输赢的。作为外语人才，必须深知技术的边界在哪，就必须知道自己的壁垒何在。如果要比拼知识本身，人脑毫无疑问难敌电脑芯片，但人对世界、对宇宙、对于周边环境的认知是强烈的。这种认知，正是文化的精髓。

他有一个断言，这个行业五年之内有95%的人会失业。但他对自己的学生有足够的信心，“关起门来说，我的学生不在此列”。

他说，学科交叉就是一座坚固的壁垒，外语专业有天然的学科交叉优势。

例如，某政法大学每年都需要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去攻读硕士学位，因为前者需要有人去研究罗马法。只有意大利语专业出身的本科生才有足够的优势，其它专业的学生很难把一门语言和文化在短时间内学精通，毕竟一门语言的学习需要长时间沉入。

这种自信带来的结果，就是坦然和不慌。当各大高校纷纷出台各种措施来规定或限制学生使用AI，文铮对此颇不以为然。

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可以任意使用AI工具，甚至在考试的时候，也可以使用AI。文铮说，“既然我有这个底气能让你带着它来考试，就敢保证你用它也不一定会得到很高的分数。”

他的认识是，要用AI工具，学生必须具备译前编辑能力和译后定稿能力。

所谓译前编辑能力，就是拿到一篇文稿，就能知道哪里是坑，需要改编原稿或加上注释。作为浸淫数十年的语言学者，文铮一眼就能看出文字中的陷阱。

比如，如果有的领导讲话中用到“头破血流”这个词，就不能直译为打架斗殴中的头破血流，而是应该翻译为失败，否则就会让译文显得缺少政治素养。译后定稿能力则体现人的价值或人性的价值。

文铮说，随着工具能力的提升，人们的品味只会越来越高，只有精细的作品才会让人记得住。所以AI时代要求更高的品味和审美。

他的品味和审美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在大学，他的成绩并不算好，“一般的情况下我就考个六七十分，考到八十分就谢天谢地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到了去北师大、北大等各个高校，蹭课、听讲座，或者参加诗歌节、表演话剧或相声。

文铮说，“在大学，我在班里的成绩算是平庸，但我应该是这个赛道上跑得最远的”。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