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颈颅部位动手术是挑战生命禁区的重大突破，我能有现在的生活质量、安度晚年，全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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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林工作照。（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供图）

写信的患者今年78岁，感谢信写给骨科主任杨惠林。9年前，他因外伤致颈部疼痛两年，后四肢麻木无力加重，由于患者合并严重的颈部畸形，手术风险极高甚至危及生命，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直到他找到了杨惠林。杨惠林亲自操刀，术后患者症状消失。

脊柱手术，被视为骨科领域最艰难、最凶险的手术。杨惠林为何敢做别人没有把握的手术？40余年坚持不懈地探索和钻研是他的底气。

“要好好帮病人的忙，我们医生要有爱心，解决病人的痛苦是责任所在。”从医40余年，杨惠林总是想着研究出最好的办法，救治难以治疗的患者，这也使得杨惠林在脊柱手术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在门诊没有一天按时下过班

杨惠林门诊还未开诊，门口早已坐满了焦急等待的患者。面对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一一阅片、问病史和症状、聊病情……

杨惠林不厌其烦地解释着。他的开诊像是“上课”，认真地给患者讲解，面对患者的疑惑详细解答，对普通话不好的老年人则立马切换吴侬软语，这样的“课堂”上时常有笑声传出。

一句玩笑、一声笑语，温暖着患者和家属的心，唤起他们的希望，不少人走出诊室时紧锁的眉头舒展了。直到下午1点，才结束上午门诊，在匆匆地吃了几口盒饭后，他又开始下午的门诊。

“让杨医生看过，我就放心了，他认真、自信，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来复诊的82岁的老周告诉《中国科学报》。

长期随老师一起出门诊的张林林医生说，“杨老师的号每天是有限的，总有一些患者挂不上号，他们慕名而来，杨老师都会把他们看完，没有一天按时下过班。杨老师总是说，他们往往感到病情复杂才找到我们的，一定要帮他们解决问题。”

对每一位患者耐心、负责，杨惠林从未忘记过从医的初心。

儿时的杨惠林调皮、爱玩，也爱观察探索……直到有一次，他爬上了高达数米、还未通电的电线杆的事传到父亲耳朵里，杨惠林被叫到面前训话：“万一掉下来，摔骨折了，人是会瘫痪的。”

“瘫痪是什么？”小杨惠林甚至有些不以为然。

“瘫痪就是大小便自己都不能控制了。”父亲说。

可杨惠林还不信，“怎么可能自己不能控制。有时候课间爱玩忘记上厕所，上课铃响了，马上去上课，也只能憋着”。

一次，杨惠林与父亲到同乡一户人家里，他第一次看到因为脊柱骨折而下肢瘫痪的人。长大后，他非常注意观察类似情况，看到过因贪玩跳水而高位截瘫的小朋友，也见到过因瘫痪救助不及时而去世的老人。

杨惠林慢慢理解了父亲的担忧，更为当时医学无能为力、医生束手无策而感到惋惜。

1977年，高考恢复，杨惠林成为第一届考生。毕业后，他进入苏大附一院骨科工作，后师从中国脊柱外科领头人之一的唐天驷，开始脊柱研究和治病救人之路。

让患者重新挺起脊梁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交通和建筑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产速度、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可最初的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青壮年的脊柱骨折的发生率较高。“年纪轻轻就丧失了劳动力，对家庭和社会来说，是很可惜的。”杨惠林很心痛。

国际上，在一代代科学家的坚持钻研下，诞生了哈灵顿、卢克等脊柱重建技术，但总体失败率仍然较高。

如何重建脊柱功能，国外尚在探索，而在国内，可谓“一穷二白”。于是，杨惠林等人在国内率先开展经椎弓根重建的研究。然而椎弓根周围紧邻脊髓、大血管，能否安全有效重建，没人知道，甚至连打钉子用的工具都没有。不止一位专家劝说：这项技术太危险，等国外成熟了再说。唐天驷等老前辈看到了经椎弓根重建的前景，力排众议，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

杨惠林常常把脊柱比作“摩天大楼”，当一个楼层出现不稳或崩裂，整栋大楼就会岌岌可危甚至垮塌。成年人的脊柱由26节脊椎骨组成，具有4个生理曲度、6个自由度的活动等，其结构和功能远比摩天大楼复杂。摩天大楼的修复中，钢筋混凝土的固定最为关键。而脊柱不稳或崩裂的“楼面”，如何进行修复和重建，其难度可想而知。

针对过去方法的弊端，他们在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锁定固定等是有效重建的关键，在国内率先创建了锁定重建技术体系。即经椎弓根置入螺钉，对骨折进行复位，崩裂坍塌的“楼面”进行锁定固定，攻克了脊柱这栋“摩天大楼”如何修复和重建的难题，给这项技术打上了中国烙印，使以往只能终身卧床的患者重新挺起了脊梁。

经椎弓根重建技术，已被拓展应用于脊柱退变、肿瘤、畸形的重建。陈中伟院士等评价该技术是“脊柱外科的一大里程碑”。

“现在凡是介绍脊柱重建术的书籍、报告等，都绕不开经椎弓根重建技术。”苏大附一院骨科医生邹俊很自豪，椎弓根技术已经成为脊柱外科医生最常用的技术，甚至是必备技术。

2004年，杨惠林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打一针”治骨折

采访杨惠林当天，一位60多岁的患者引起了记者关注。这位患者一坐到杨惠林面前，眼眶便红了。去年，她在走路下台阶时一脚踩空，导致骨折，不到一年，她在照顾年迈的母亲时又发生了骨折。

“骨头太松了，就像烂木头一样，但还是有办法的。”事实上，杨惠林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反复骨折的患者。

作为老龄社会最常见的疾病，骨质疏松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老年骨折患者通常面临“两难”境地。如果动手术，由于患者常合并基础疾病，全身情况差，耐受度低，手术风险高，另外，老年人骨质疏松，螺钉也容易松动。如果不手术，由于疼痛、卧床、活动减少，患者很可能会陷入“骨折—卧床—骨量丢失—再骨折—反复骨折”的恶性循环中，最终因长期卧床的并发症而走完人生道路，4年死亡率高达50%。

杨惠林感到非常心痛，许多老年人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如何不“开大刀”，微创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一直是他关注的问题。

经过10余年的努力，杨惠林建立的微创技术，被老百姓形象地描述为“打一针”治疗骨折。他介绍，通过将一个可扩张球囊置入压扁的骨折椎体，然后扩张球囊，让压扁塌陷的椎体复位，然后退出球囊，再在椎体里面灌注“骨水泥”，让骨折椎体锚合住。患者术后迅速缓解疼痛，一天就可以下床活动，给骨质疏松的综合治疗赢得了时间。

外科手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针如何精准穿刺？“骨水泥”如何灌注？多处骨折情况下，如何精确手术范围？杨惠林团队经过研究，提出了精准穿刺、量化复位、梯度灌注的操作体系，以及“疼痛责任椎体”“骨不愈合”理论，建立了封堵锚合技术治疗，使以往未被认识或放弃治疗的患者得到安全有效救治。

杨惠林等人创建的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微创重建体系，在国际上被称为“苏州理论”，使患者的4年死亡风险降低了55%。这一突破性贡献使他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科技奖，这也是时隔13年后，他第二次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除了医生本职角色，杨惠林还是一个骨质疏松预防领域的科普人。

他看到越来越多年轻的患者走入诊室，又看到老年人因开关门、拿几本书、打个喷嚏等即发生脊柱骨折。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发病导火索，他感到惋惜，深感骨质疏松防治关口前移、加强科普宣传迫在眉睫。

“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杨惠林为每个人科普预防知识，适当晒太阳、运动、均衡饮食，适当补充骨代谢的原材料（如钙和维生素D等），定期做骨密度筛查等。他和团队应中国科协邀请，编写了《科学健康》丛书中的《骨质疏松》分册。主持制定了《骨质疏松性骨折二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等多部指南、共识，以增强公众的预防意识。

“临床需要什么、患者需要什么，我们就开展什么研究。”杨惠林说，治病救人，这是支撑他数十年来不断攀登脊柱外科“高峰”的初衷和动力。杨惠林的学术水平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连续多年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爱思唯尔“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以及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杨惠林及其团队连续多年应邀在国际顶尖学术殿堂（哈佛大学、梅奥医学中心等）以及国际学术大会上演讲，展示苏州经验。

今年，第23届国际脊柱创新发展学会学术年会在美国召开，杨惠林当选新一任国际脊柱创新发展学会（ISASS）国际主席，成为中国首位担任该学会主席的专家，此前担任该世界顶尖脊柱学会主席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欧美。

杨惠林希望，进一步促进国际间脊柱外科领域的多元化交流，吸引更多的全球脊柱外科医生学习创新、参与创新、引领创新，从而使得造福患者的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涌现并应用于临床，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人物简介：

杨惠林，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及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高访学习。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六、七届）、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骨松专委会主任委员，还是首位来自中国的国际脊柱创新发展学会（ISASS）国际主席。他连续多年获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曾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并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