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晴丹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10/29 20: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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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8年博后还没有稳定工作,学术界“苦力”处境堪忧

 

编译 | 张晴丹

Mine Altinli和丈夫Manuel Chevalier两人都在德国的机构做博士后。他们不到30岁就相识了,但现在他们已经35岁,却都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Chevalier甚至已在3个国家做了8年博士后。

工作过度、薪水过低、不稳定的短期合同……在学术界卖着苦力,却前途未卜,这是当前许多博士后的共同感受。博士后为科研领域贡献了许多高质量成果,是一支重要的创新力量,但他们的处境令人堪忧。

10月24日,Nature公布的2023年博士后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博士后的生活停滞不前,尤其是31~40岁的博士后面临多重压力。

这些博士后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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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成博士后能拿到稳定职位

早在2020年,Nature第一次面向全球博士后开展了一项调查,过半的人表示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职业前景。今年这项调查是第二次,该调查共有来自93个国家的3838名博士后受访者参与。调查显示,对现有工作并不满意的博士后比例仍在增加。

博士后研究人员觉得他们是学术界的苦力,而且大部分都很难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位。一直以来,博士后工作多为合同制。Nature调查显示,48%的博士后已在流动站工作3年以上,3成的受访者已做了两三轮博士后,甚至更多。

短期合同、低工资和生活成本的上涨,让很多博士后处境艰难。

Mine Altinli在德国BernhardNocht热带医学研究所(BNI)做博士后,主要研究蚊子传播病毒。她的丈夫Manuel Chevalier在德国波恩大学做博士后。算起来,Chevalier已在3个国家辗转做了8年博士后。两人初见时还不到30岁,但现在他们已经35岁,却都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恼火。

“如果我们有稳定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买房了。”Altinli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我知道我并不差,也正在努力工作,但我依然不确定这是否足以让我在学术界找到一个固定职务。”

在职场,年龄是一道坎,在Nature的这项调查里也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调查结果,与30岁以下的博士后相比,年龄在31~40岁之间的博士后群体,在学术和生活上都感到越来越不满,甚至表现得很悲观。其中,生物医学领域的博士后满意度最低。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名近40岁的神经科学家Faredin Alejevski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他说,他被要求牺牲晚上和周末,忽略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假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份没有保障的职业。“博士后合同的短期性质使我们无法安定下来组建家庭。感觉自己在同龄人中已经远远落后。”

丹麦奥胡斯大学的捷克考古学家Petra He?mánková完全在Nature的调查数据中看到了自己。

就像Chevalier和Altinli一样,He?mánková为了工作也搬了很多地方,她先是在布拉格读博士,然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做博士后,接着又在丹麦做博士后。今年8月,她在奥胡斯大学开始了为期3年的助理教授职位,届时,她将满40岁。尽管这比博士后“看起来更体面”,但晋升为长期工作的机会依旧不大。

He?mánková说,当处于这种无序状态时,很难攒钱,而且时间越久压力越大、心情越沉重。“当年我离开澳大利亚时,只带了两个手提箱和一个背包。自2015年以来,我就没有电视了。”而且,最令她难受的是,她一直买不起房子,但丹麦和捷克的房价都在上涨,超过了她的工资水平,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否买到房子。

调查过程中,还有更多的受访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成为博士后后,我觉得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我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我怀着对科学和研究的热情开始了博士后生涯。但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沮丧不已。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从事科学研究得靠碰运气,努力不一定会转化为成功,只有幸运的人才会出人头地。”

根据第二次调查数据,虽然有一半以上的博士后表示还会留在学术界,但只有20%的人能在学术界获得稳定的学术职位,能获得终身教职的更是凤毛麟角。

艰难平衡工作与家庭,甚至被迫推迟生育

在博士后阶段,人们往往希望更长久地定居下来,希望一切都趋于稳定。尤其上了30岁以后,家庭责任也越来越重,上有老下有小,平衡工作和家庭变得更加艰难。

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做博士后的生态学家Ingrid Alvial也在Nature的数据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家庭在我们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智利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样,她推迟了生育的时间,今年42岁才刚有了第一个孩子。她说,成为母亲增加了“精神负担”,也意味着她现在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海洋污染的Rei Yamashita也是40多岁,她说,与30岁时相比,她对自己职业生涯感到更悲观。过去15年里,她一直在做博士后,并为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比如没有买房子,也没有生孩子,但她仍然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位。

当工作和家庭发生冲突时,有些东西必须舍弃。一些研究人员推迟要孩子,直到他们完成博士后阶段。比如三十出头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博士后Shehryar Khan,他和妻子决定等两年后结束了博士后工作再要孩子。到那时,他希望能在加拿大找到一个PI的职位。

“我们都很想要孩子,但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我们负担不起抚养孩子的费用。”Khan认为,推迟生育的决定在博士后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Nature调查里,更多30多岁的博士后受访者讲述了组建家庭的不易:

一名来自美国的物理学家表示,“工资太低了,我们能负担得起养育孩子的唯一原因是妻子有一份高薪的工作。”

一名来自德国的医疗保健研究人员表示,“很难把博士后和家庭结合起来。我想我之所以能得到现在的博士后工作,是因为我没有告诉老板我有3个孩子。”

Nature的调查数据显示,带薪育儿假和育儿补贴的落实情况仍然参差不齐。工作福利包括育儿补贴的仍然是少数,尽管这一比例从2020年的14%上升到今年的17%。

为避免人才流失,应给博士后更高的报酬

博士后对薪酬、工作保障和职业发展的不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否则学术界会有失去人才的风险。

在这项调查中,一位博士后受访者表示,在他的经历中,身边同行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与拥有相似资历但在其他行业工作的人相比,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条件是博士后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不到出路让一部分人转投收入更可观的工业界。Julia Sanchez-Garrido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还有一年就要结束了。她最大的担忧是工作保障,身边许多同事已经转投工业界。她也有此打算。

Chevalier和Altinli都不想再搬家了。Altinli正在寻找一份永久的固定工作,虽然她更喜欢搞学术研究,但也不排除会去工业界。夫妻俩已经达成共识,他们定居的地方将由两人中谁先获得一份永久工作来决定。

He?mánková和Alvial都谈到可能会为了稳定而离开学术界。Van Goethem也不确定未来是否还继续学术研究。他认为,做博士后真的吃力不讨好,想要脱颖而出是非常困难的。“当看到你的同龄人做着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的常规工作,但他们却比你赚得更多、更快乐时,你可以想象,人们对这条科研职业道路的热情会迅速消退。”

在Nature的调查中,44%的受访者意识到在他们的工作单位很难招到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81%的人认为是“缺乏工作稳定性导致博士后走上其他职业道路”,78%的人认为“研究生绕过博士后路线,选择了更赚钱的职业”。

在加拿大和美国,青年科研人员正在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要求提高薪水,一些地区的博士后还举行罢工游行。这一事实表明,事情已经变得很糟糕。

需要越来越多的资助者、科研机构关注博士后的困境,努力寻找改善薪酬和工作待遇的方法,确保这个群体对稳定性和职业支持的需求得到满足。

参考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3298-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3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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