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让自己的女朋友专心搞科研，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克里森的爱尔兰小伙儿花费5亿美元巨款，加上朋友和同事捐出的1.5亿美元，为她建立了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Arc研究所。

最近，此事被美国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陈怡然在其微博曝出，随即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祝福者有之，“羡慕、嫉妒”者有之，也有人思考——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在中国？

令人羡慕的捐赠行为

在陈怡然的讲述中，故事是这样的。

2005年，在一场欧盟青年科学家竞赛上，18岁的爱尔兰学生帕特里克·克里森获得了第二名，第一名被来自瑞士的女学生西尔瓦娜·科纳曼获得，两人由此相识。

比赛过后，两人回归各自生活。多年后，克里森几经打拼，创建了一家在线金融服务平台，目前估值达到950亿美元。科纳曼则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成为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一名助理教授。

去年12月，科纳曼获得了已成为自己男友的克里森送出的礼物——由自己担任首任主任的Arc研究所。该研究所将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合作，在其一直关注的疾病研究领域开展工作，包括神经退行性病变、癌症和免疫功能障碍等。

对于年纪轻轻便实现“科研自由”的科纳曼，有人发出感慨：“此缘只应天上有，凡人埋头肝论文。”然而，对于克里森来说，耗巨资建设研究所固然是“因为爱情”，但其本质却是一次对高校的社会性捐赠。

“这是一次普通但令人羡慕的捐赠行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长期关注高校筹资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成文如此评价。

他解释说，这次捐赠涉及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捐款的金钱本身没有问题，其款项来源正常、合法；其次，捐赠在不伤害受赠方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规定一定的答谢方式，为女朋友专心于科学研究而捐款也没有太大问题；最后，从学校角度看，通过捐款而增加科研投入是普遍性做法，因此也不存在问题。

“总之，从行为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善举；从情侣关系的维护来看，这是一种创新；从捐款者本人来看，如此年轻就能一掷千金，更足以令人羡慕。”洪成文说。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外的高校捐赠行为在发展过程中，种类一直在不断丰富，诸如“为爱捐赠实验室”的做法虽然“另类”，但也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多年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内里·奥克斯曼的丈夫也曾豪掷5亿美元，为妻子建设了一个艺术和媒体设计实验室。

三大趋势日益明显

虽然“普通”，但在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林成华看来，目前高校捐赠行为的几个发展趋势，在这件事情上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体现。

“近年来，国内外针对高等教育的社会性捐赠行为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林成华表示，首先，不管是私人捐赠还是企业捐赠，针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均占据了绝大部分。特别是面向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如环境问题、健康问题等，成为社会捐赠的重点投入领域。“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其次，在科技板块成长起来的年轻科技型企业，逐渐代替金融企业或资源型企业，成为高校捐赠的主要力量。

以国内为例，近几个月来，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先后获得校友的巨额捐款，而这些校友几乎全部来自于高科技企业，即便有些捐赠者未透露个人信息，但外界的猜测也几乎都围绕一些高技术企业展开。

高校捐赠的第三个趋势则是单纯“布施型”的捐赠正在逐渐减少。

“所谓‘布施型’的捐赠，可以简单理解为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仅仅出于某种情怀或感情，对于捐赠款项的用途、目的以及最终的执行情况并不关注。”林成华告诉《中国科学报》，与以往不同，目前高校获得捐赠的应用领域往往与捐赠者关注的核心领域、核心业务高度相关。同时，相关款项也必须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执行，对于相关项目的执行情况，后期也会进行一些评估。

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克里森此次捐赠的出发点虽然“另类”，但不管从捐赠人的类型还是目标领域，乃至于对捐赠项目的执行要求等方面，均符合上述趋势。“从这个角度看，这算是一起‘非典型’的‘典型案例’。”林成华说。

这一案例对于国内高校的筹资行为又有着怎样的启示？

“很简单，按照趋势办事。”林成华说，上述趋势在国内外是共通的。因此，高校在筹资工作中，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举个简单例子，既然捐赠者对于款项的用途及执行情况的关注度要高于以往，高校在款项的使用上，就要尽量少打‘擦边球’，避免款项被挪用的情况发生。”他说。

对此，洪成文也在受访时表示，慈善捐款从款项使用的目的、用途到渠道，都应本着透明化原则，这不仅是对捐赠人的尊重，也是对大学自身的尊重。捐赠资金的使用如果缺少透明和信息公开，就很有可能暗藏着别有用心的企图。“透明是公益事业的试金石，有空子可钻，必将伤害大学筹资事业。”

“宏观”“微观”需同时发力

根据洪成文的观察，我国高校筹资工作近年来发展很快，但如果将其放在全社会慈善事业的 “大盘子”中，就显得分量不足了。

“近两年，我国慈善捐赠的总量大概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高校捐赠作为一种主要的捐赠形式，所占比例还不到25%。”洪成文表示，这一比例代表着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从官方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大学筹资的校际差别很大。大学筹资总经费中，绝大多数大学没有超过千万元。2017年，国内筹资超过10亿的大学仅有17 所，占比不到 1%。而且，根据洪成文的调查，经费越困难的大学，在筹资事业上的努力程度越小。

洪成文告诉《中国科学报》，从当前来看，筹资经验丰富的大学不仅做得早，而且善于创新，表现不佳的学校则往往缺乏信心。“也就是说，它们曾有过筹资的想法和热情，但尝试后未达成效果，便随之放弃了。”

筹资事业能否进入学校决策或发展目标的优先行列也很关键。从“十四五”时期各大学的发展规划看，能够将社会筹资设为优先发展目标的大学寥寥无几，至多只是在保障系统部分，写上一句“要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渠道”。

那么，我们该怎样努力，才能使国内高校也能出现更多的“克里森”呢？

“增强信心当然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高校还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发力。”林成华表示。

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高校要树立自己的家国情怀，即以国家发展的重大命题乃至全人类的共同难题为研究目标，以此吸引捐赠者的关注，“不能仅仅因为学校缺一座楼就伸手要钱”。

对此，洪成文也表示，假设某些捐款使高校在某个方面实现了国家重大科技创新，解决了某一个“卡脖子”问题，这一光荣将是任何其他答谢方式都难以企及的。

在微观层面，则要继续做好相关的制度建设和人员队伍建设。高校筹资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高校内部要建立一套合理的筹资制度，特别是要建立一支专业的队伍。“目前国内高校负责基金会、校友会相关工作的人员，往往都是半路出家，其专业能力完全得不到保证。这一点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林成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