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每年研究生复试的季节，近三年来，国内连续出现大范围的考研热，今年更是达到令人震惊的规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增幅达21%，但录取人数不升反降，仅为110.7万，录取率只有24.22%。这一考研规模约占今年毕业生总数的一半。

为何今年的考研如此火热？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与思考的问题。

考研热背后的社会原因

在厘清考研热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之前，需要从宏观层面简单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外部社会原因。

首先，由于疫情与各国出入境管制的变化，造成考研的国际分流快速缩减。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最近三年国内出国留学的人数大幅减少，使得考生大量回流，这一方面助推了报考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内考研的竞争强度。在这方面，我们不妨看看疫情前的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生规模，就能深刻体会到国外高校的分流作用对于缓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是何其重要。

教育部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按照国人的习惯，大多是让孩子在国内读完大学后再出国读研，即便我们把这个比例定在60%，也有将近42万人到国外读研。由此可见，回流规模极大地影响了国内考研的整体规模与竞争强度。从最近两年各高校录取分数线逐年提高的事实中，我们就可以印证这一猜测。

其次，由于疫情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市场的萎缩日益严重，导致个体选择的替代效应大范围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使得那些原本准备参加工作的人只好回到考研赛道，用考研规避就业困难的现实。

多年前，笔者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场。今天这个局面也间接印证了笔者的猜测。

第三，全球化时代，社会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为了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提高竞争力，多读书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考研既能实现个体获得知识的目的，还能通过文凭获得社会承认，实在是一举多得的理性选择。

基于上述原因，这种考研热潮仍会持续很久，毕竟有大的时代背景支撑着这种趋势。但现在的问题是，个体为何会如此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考研大军中来？在学历“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当下，难道他们不知道学历在贬值吗？这种热情是简单的学历崇拜现象所能解释的吗？这种选择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

热情如何转化为现实能力

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学历和获得知识并不是一回事。仅从追求知识的角度来说，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为此付出任何努力与竞争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毕竟一个社会知识库存总量的增加，对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是有益的。

如果按照理想状况，一个人在追求知识的同时还能获得学历，那么对于个人与社会而言无疑是双赢。如果仅仅为了获得知识，可能并不一定要读研。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对于某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在短期内无法识别并检验，为了降低鉴别成本，它就只能通过对该个体所拥有的学历证书的承认，间接承认其能力，没有证书则不予承认，证书的存在相当于为其拥有的知识背书。

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学历就是个人对自身知识的确证过程。缺少这个凭证，除了所拥有的知识无法被承认外，还可能遭遇被社会拒绝与歧视的困境，尤其是在社会评价体系严重落后的背景下，获得学历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笔者曾就知识与学历两个指标做过一个四象限图，具体组合结果如下：1.有学历/有知识；2.有学历/无知识；3.无学历/有知识；4.无学历/无知识。在当今时代，第四种组合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无法生存。最令人气愤的是第二种组合，一旦这种情况泛滥，必然会导致人才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活得最憋屈的是第三种组合，才能总是无法被及时承认，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与体面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存在方式。因此，第一种组合是最理想的获得知识的模式，而如今考研热恰恰是当代年轻人看似盲从实则非常理性的选择。

从长远看，考研热还能打破精英阶层对社会阶层流动与跃升的垄断。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认为，盲目崇拜文凭会带来优绩至上的弊端，精英们会不自觉地把成功与失败道德化，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与不满。由此，桑德尔得出结论——大学文凭的武器化表明，优绩至上可以沦为一种暴政。他甚至指出，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3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

客观地说，桑德尔观察到的现象都存在，但是他的解决办法在笔者看来并不能成立，所谓“以道德情怀投身公共利益”于事无补。优绩至上至少保证所有人的机会公平，总比其他莫名其妙的原则更可取。

笔者的主张很明确：反其道而行之，稀释精英的傲慢。要知道，这种优绩至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甚至更严重，比如曾见诸报端的深圳某中学招聘教师，大多数应聘者都是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毕业生，难道不是这两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不能教中学的课吗？这种情况固然令人惋惜，但我们无法责怪任何一方。尽管文凭贬值带来的内卷已经很严重了，但如果没有文凭，你甚至连参与游戏的机会都没有，通过考研扩大知识阶层的规模，能从总体上稀释精英的占比，从而逐渐打破精英们所习惯的通过精英教育进行阶级再生产的企图。

我们不妨从世界著名大学选拔人才的模式，看看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所带来的变化。根据2022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排名前十的大学中，美国占8席；前百名中，美国占43席。如果把美国顶尖高校看作精英教育代表，并以此作为人才衡量标准，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将被看作非人才，也无缘实现阶层跃升，长此以往，围绕这套标准就会产生精英阶层固化的刻板印象。

好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不那么知名的高校。这就给初始条件一般的潜在人才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他们有可能通过普通高校的平台脱颖而出。当他们成功了，也就增加了社会上精英的总量，那些传统名校生产精英的权重自然会下降。这就是典型的精英稀释模式。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曾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刻薄地指出：成绩与创造力之间没有关系，甚至可能有反向关系。

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看，考研热是一个好现象，对个人与国家而言都是双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热潮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基准线，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与推进。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热情转化为现实能力。适度扩容是当务之急。教育领域也应该放权，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目前很多高校招生名额严重紧缺，不少学校出现老师比招生名额还多的现象。此外，扩大开放，让学生们走出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必须坚持下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