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下高教界最为关心的话题，“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如何从“学科高原”到“尖端放电”，也关系到如何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学科建设往往强调“风景这边独好”，而多元化发展则希望“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一我国高教发展的远景目标来看，“双一流”建设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哪些改变，又该注意哪些潜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应怎样更好地谋篇布局？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报》采访部分高教界代表委员，倾听他们的声音。

问题一：您认为近期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名单透露出了哪些信号？教育部提出将逐步淡化“双一流”身份色彩，对此您有怎样的理解和思考？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高岭：

应淡化依附于“身份”的特殊利益

在本轮“双一流”名单公布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阶段“双一流”建设应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淡化身份色彩，探索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加之此前教育部在2022年工作要点中也提及要“逐步淡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身份色彩”，由此人们开始关注所谓“淡化身份”的问题。

在我看来，“双一流”建设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对某一所学校现有学科水平的评估，其更多体现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大格局中应当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的优势和特色应该怎样凸显等重大战略问题。

如果从这一视角去看“淡化身份”问题，就会发现其背后所隐含的深意——通过“淡化身份”的方式，为一些高校的发展去除不必要的限制与束缚，也为其他一些暂时没有进入该行列的高校创造更加宽松的竞争环境。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一定给某所高校冠以某种特定的身份、类别或“档次”，而是应该鼓励各高校更加自主地在不同学科领域，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自主探索，为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彻底“淡化身份”并不现实，毕竟不同高校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既不能忽视，也无法避免。

在我的理解中，所谓对于某些身份的“淡化”，归根结底是要淡化乃至消除依附于“身份”之上的某些特殊利益和资源，以及在取得“身份”的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不符合科学规律和既有规则的方式、方法。

也就是说，如果高校是根据自身的实力与努力，“实打实”地取得某些“身份”，并通过这些“身份”获得正当利益的话，这是完全合理，并且也值得尊重的。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有一种担心——在“双一流”建设中，对某些“双一流”身份过于强化的现象进行适当修正当然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防止某些高校以及地方教育管理机构片面理解此项政策，甚至刻意消除各高校乃至学科间正常的区分与层次。如此，我们不但很难达到“给高校带来宽松竞争氛围”的目的，反而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事实上，“双一流”建设已经进行多年，中央实施这一工程的用意也已经非常明显。只要高校按照中央部署，有序地进行内涵式发展，加之中央层面的适当引导，所谓“身份”问题并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也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过分的强调。

问题二：您认为在倡导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大趋势下，高校应如何构建更加合理的学科生态，做好“双一流”学科和非“双一流”学科间的平衡？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

高水平大学应向“一流学科群”建设转变

第二轮“双一流”名单的公布，大大强化了“一流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位置。虽然有关部门一直在强调“弱化‘双一流’身份”，但相信此轮过后，高校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还会进一步提升。

对于高校，尤其是对于高水平大学而言，学科建设固然重要，但目前我们已经处于从传统的一流学科建设向一流学科群建设转变的阶段了。换言之，高水平大学可以将学科发展的重心，从单一的学科建设自主转移到学科群建设中来。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有一个大的背景，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在某些重大科技领域已经开始从“跟跑”向“并跑”乃至局部“领跑”转变，而前者与后两者对于学科发展的要求截然不同。

在“跟跑”阶段，学科是可以进行相对细分的，因为这样才能在某个具体领域跟得紧，不容易掉队；而在后两个阶段，科研更加强调的是创新以及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但目前几乎没有一个重大问题是单靠一两个独立学科就可以解决的，由此也就凸显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

从现实层面考虑，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把所有学科全部建成“高峰”，往往有几个顶尖学科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双一流”建设针对的也基本是此类学科。然而，露出“海平面”的学科永远是少数，更多学科则在海平面下，对其起着重要的支撑和托举作用。

基于此，也就产生了大学内部“双一流”学科与非“双一流”学科的平衡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学科生态”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坏，不仅关系到普通学科的发展，也会对“双一流”学科的峰值和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

在我看来，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将相关学科视为整体，以“学科群”的形式进行整体布局，由此形成多学科大雁编队式的局面。但需要指出，组成此类学科群的学科门类不能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必须是围绕某一具体问题自发形成的。换言之，此类学科群的中心并不是某一具体学科，而是要解决某个具体的大问题，这一点与目前很多高校的学科组织模式不尽相同。

因此，对于高水平大学而言，由“一流学科”向“一流学科群”转变的关键，就在于科研上改变此前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组织范式，更多地尝试以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为中心，进行科研活动的组织。这几年，教育部的集成攻关大平台建设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

对于相关管理部门来说，在未来的“双一流”建设中，也应该在这方面给予有条件、有水平的高校更多自主权，允许它们根据自身实际，更加灵活地进行学科组织方式改革，从而使得学科组织架构更加合理。

问题三：面对“双一流”的滚动淘汰机制，“双非”高校可以从哪些方面破局、“逆袭”？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

“双非”高校破局可从四方面入手

面对“双一流”的滚动淘汰机制，“双非”高校的破局可以从高层次人才引进、高校城市联动、长期奋斗的决心、特色发展四个方面着手。

高校事业发展离不开人才，“双一流”建设依靠的就是高层次人才。“双非”高校实现突破的关键，在于引进和培育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团队。然而，“双非”高校以地方性院校居多，缺乏大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相对很少甚至没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拨款差距大，各省份对地方院校投入的力度也不一。因此，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存在现实困难。

对此，“双非”高校要立足跨越，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学科的战略理念，激发创新创造的发展活力；突出重点，着力提升人才教学科研的多重效应，擦亮人才质量和效益金招牌；盘活机制，通过“建制度、搭平台、强服务”，让人才有归属感，真正做到“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双非”高校大多是地方性院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要想在“双一流”建设中取得突破，离不开地方政府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支持。

地方政府的支持讲究效益和产出，高校要扎根地方、主动作为、加强合作，满足行业需要和产业需求，以高质量的服务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以高水平的成果促进校地共赢。要努力将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纳入地方政府的工作中，构建“行政支持、院校主动、师生自发、社会需要”的建设体系，营造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

“双非”高校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学科门类较多，发展的各类创新要素较为分散。因此，在争创“双一流”时，一定要有清晰的定位、长远的谋划，紧紧依托优势学科，面向产业需求，走一条“人无我有”“错位发展”的“双一流”创业之路。不过，这要经过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接续奋斗才有可能实现。

“双非”高校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在于办学特色，这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也是核心竞争力的直接体现。应将有限的资源条件集中到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特色学科建设上来，让一部分基础良好、特色鲜明、具有特殊优势的“头雁”学科先行壮大起来，继而形成以特色学科为核心的优势学科群，实现特色学科的延伸和优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特色化发展的道路上，要积极探索“多元融合、创新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多类型、多维度、多路径的人才培养特色体系；在区域特色发展中推动成果的转化和落地生根，产出一批具有鲜明特色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加强特色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做好专业和课程的国际评估与认证等，进而实现“双非”高校的特色化发展。

问题四：推动高等教育分类特色发展已成教育界共识，“双一流”建设在这方面会有哪些助力？怎样避免单一指挥棒带来的弊病，让各类学校各得其所？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以学术特质推进高校分类建设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有两个“模糊”之处。一是模糊了身份，不再以高校身份为主，而是以第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成绩、基础为目标进行建设；二是模糊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统称为“双一流”建设。此外，还有两个“清晰”。一是清晰了总体目标，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二是清晰了统筹推进、分类建设。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总结第一轮经验，在总体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强调特色和分类的原则。高校的分类建设目前尚在探索过程中，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基于什么要素进行分类、分类是看重过程还是结果导向等。

“双一流”建设应搞清分类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次分类建设更侧重高校的学术特质和学术水平，而不再基于历史出身，例如，是出身原“985工程”大学、原“211工程”大学，还是出身于中央部委直属大学，甚至是研究型大学。

是什么决定一所高校的学术特质？

学科是反映学术特质的一个要素。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模糊了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却肯定了以一流学科为基本抓手建设一流大学，也正说明没有学科谈不上一流大学。

第二个要素是学术影响力。一所高校的学术影响力的大小，在于它在某一或某几个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开拓作用，在于它对他校和他人的学术引导性，在于它在学术方向和判断不确定性时的压舱作用，更在于它对学术价值的评判和批评的能力。

怎样避免单一指挥棒带来的问题，让各类学校各得其所，这涉及的是评价体系。在“破五唯”的问题上，如果我们把高校分为发展特别好的高校、发展居中的高校，以及相对而言发展不够好的高校这三类，后两类还没有“富有”到“顶天立地”。所谓用单一指标就能衡量的高校更多是第一类，而后两类多半是要采取综合性评价。

比如，在后两类中出台代表作制度，教师们就会讨论，究竟什么可以作为代表作？国家级项目、国际有名的专利……虽有但寥寥无几。最后，只能出台综合性评价，既要看学术论文，也要看科研成果，还要看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的评价标准虽有改进，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评价标准仍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一致性较强，差异性不大。二是看重对存量和增量的考查。在增量方面，虽然考虑了可成长性和提升度，但总体还是看重存量、体量。怎样能在坚持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发挥各校优势和特色，使其各有舞台，这些问题不解决，会让高校发展陷入困惑。下一步，“双一流”建设更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问题五：您认为应如何在“双一流”基础上，做好高等教育未来的谋篇布局？实现真正一流，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

未来“双一流”建设要“强特色、跨学科”

在国际上的一流高校眼中，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硬件条件近年来明显改善，但在基础学科、基础研究以及拔尖人才培养上稍显不足。基础研究需要长周期，同样人才培养也需要长周期。如何立足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在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基础上，蹚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之路，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靠几个、十几个一流大学撑不起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我国的“双一流”建设需要一个一流大学群体，就像《水浒传》里有108将各自身怀绝技，没有一个人的武功是一样；就像跑1500米的运动员与游泳的远动员做比较，无法裁判谁更厉害。这首先涉及的是高校的办学定位。高校要坚持特色立校。一所大学的特色体现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大学文化等方面，高校发展要走差异化、特色化道路，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邯郸学步。

未来的“双一流”建设应该把特色放在重中之重。“双一流”建设最重要的任务是一流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在于，能否打造一批在国际上有话语权、能否培养拔尖人才、能否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特色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完成的任务相同，不同的是学科数量与特色差别。

目前，高校的学科壁垒问题非常严重，传统的院系设置带来了学科壁垒和学术资源的碎片化。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高度依赖大跨度的学科交叉融合。现在人类要解决的科技难题无一例外都是复杂问题，必须依靠跨学科会聚才能解决。然而，跨学科会聚在我国高校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成效还不明显。在课程设置、大项目组织实施等方面，还没有真正围绕某一问题形成学科会聚，这一点和真正意义上的一流高校是有差距的。

我们讲一个学科有特色，往往狭义理解为在该领域或某个研究方向上有特色。但实际上，学科特色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学科文化、人才培养模式、科研方向和成果、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特色，其核心在于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特色。学科特色的形成和强化需要长期积累的。由此带来的潜在隐患是，高校的特色学科往往是“老学科”，容易“吃老本”，横向拓展、交叉融合比较困难。但实际上，强特色与跨学科并不矛盾，跨学科的目的就是强化特色。

高校应鼓励和引导跨学科会聚研究。这对于科研人员、教学人员的学术发展、成果产出、高水平人才培养都是有回报的，他们有这方面的积极性，关键在于高校在制度安排上要有顶层设计、切实可行的举措。

譬如，构建跨学科会聚平台，给他们提供物理空间、学术建制安排，让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们，围绕共同感兴趣的科学难题或新领域的人才培养，汇聚在一起探讨、钻研，这是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非常好的途径。此外，高校还要在经费上多加以支持。

在评审评价人才项目、科技成果时，过于强调第一完成单位、第一完成人，对于成果分享缺乏好的机制，都会导致跨学科研究举步维艰。怎么对待在跨学科研究里面做出各自贡献的人，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充分认可。这一点可以借鉴数学领域一些重要国际期刊论文署名的办法，排名不分先后，无论是不是第一作者，都承认作者做出同等重要的贡献。

“双一流”建设强调一流学科建设，与科学创新提倡的学科交叉，的确会存在一些矛盾。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公布的名单中，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流学科可以自主设立之外，全部是按照现有学科目录公布建设学科项目。但其实一流学科与学科交叉并没有形成悖论，在现有学科名称之下，仍然可以做好适度跨学科的事情，这就需要高校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科特色优势谋划新的学科增长点。比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双一流”建设项目中设立了地质环境与健康方向，我们试图从地球科学角度，来研究健康问题。地质学相对来说是一个老学科，它应该找一些新的发展方向，甚至催生出新的学科。

应赋予“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实际上，“双一流”建设已经赋予了高校资金安排、项目设计、总体要求等方面的自主权。下一步，可以再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建议不局限于个别综合性大学，可以多选择一些不同类型的高校试点探索，形成好的经验、做法再逐步推开。利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机遇，高校也应主动根据自身办学需求、办学条件，根据国家亟需、学科前沿，来布局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建设项目，力求在一流学科建设上不断有新突破。

（本专题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