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端鸿 周光礼 陆根书 王立 沈红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1/5 22: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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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与破局:2022年高等教育五大看点

 

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年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新一轮“双一流”评估启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力、本科教育持续改革、高等教育国际化经受疫情考验、新型研究型大学成学界热词……这些对我国高等教育既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和趋势,将在新的一年带来哪些“冲击波”,勾勒出怎样的发展轨迹?

在2022年刚刚开始之际,我们邀请各领域的教育专家分享他们对于未来的关切与洞见。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公共政策关切

自2021年3月《“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印发,“双一流”建设周期评估工作就已正式启动。近段时间,尚未“官宣”的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受到广泛关注。部分高校已通过各种途径对外透露学校新增学科进入“国家级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无形当中,“入选”本身所具有的成就效应和光环效应已经吸引了过多关注。

2021年12月,《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通过,我们可以从中洞悉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真正公共政策关切。

第一个政策关切是能不能出好人才。人才培养始终是“双一流”建设的第一优先,要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衡量“双一流”建设是否成功,最后还要看能否培养出面向2030年乃至2050年,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顶尖人才。要在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布局上下功夫,只有布局对了,才能不出现人才的结构性问题。

要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他们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人才培养上。要深化科教融合育人,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持高质量人才培养。

第二个政策关切是能不能出好成果。一是引导建设高校主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二是引导建设高校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前沿科学问题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基础研究取得“从0到1”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双一流”建设评价也重点关注这两点,这是非常明确的导向。

新一轮“双一流”仍然会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引导高校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第三个政策关切是能否产生扎根本土的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切实引领民族繁荣和国家发展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特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是“双一流”建设要坚持的目标。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

每个世界强国发展的背后,都涌现出一批扎根本土的世界一流大学,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是如此。这些大学之所以发展成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关系。简单照搬任何国家的大学系统都无法建成扎根本土的世界一流大学,每所世界一流大学都应该对照国际标准,但同时也应该具备显著的本地特色和本土特色。

第四个政策关切是能否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纵观世界强国的发展,都有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作为重要支撑。而每个城市群的背后都有世界级的大学集群,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创新动力。

“双一流”建设能否促进顶尖科学家集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汇聚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能否在主要科技领域拥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拥有一批开拓者,进而逐渐在若干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人才竞争的比较优势,这些是人才中心的显著标志。从这个角度说,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集群建设可以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需要与城市发展、区域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双一流”建设强调动态调整,坚持滚动竞争、优胜劣汰,注重持续改进的价值取向,这有助于建立更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赋予建设高校和学科相应的动力和压力,但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的建设名单动态调整不应该成为过度关注的焦点。纳入建设意味着巨大的责任,而不是获得了“标签”或者“荣耀”。“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应当始终聚焦“双一流”政策导向,将出人才、出成果、办出特色、作出贡献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把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

区域高等教育的三个发力方向

2022年,随着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即将拉开序幕,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有三大看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看点是区域高等教育集群的发展。这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一个新发展方向,即在“双一流”高校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地。而中国想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就需要有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用于集聚世界高水平人才,“活水养鱼”。这是2022年区域高等教育最需要重点发力的地方,旨在解决我国“卡脖子”“卡脑子”“卡嗓子”难题。

第二个看点是以省域为单位建设高等教育体系。为此,需要探索省域高等教育的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和分类评价。我国要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各省级地区必须建立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样性,这就意味着高校具有多种类型,而非千校一面、同质化。各省级地区应该通过分类评价这一指挥棒破题,指导高校准确定位办学特色。这将是各省级地区下一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工作,也是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第一原则。

第三个看点是区域高教体系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当下,区域高教体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存在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两者的耦合度都偏低。

首先,高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优势产业缺少相关性,高校虽然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但因为区域没有相关产业,导致了“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当区域急需某一类人才的时候,往往高校又培养不了,由此产生高等教育与工作实践脱节、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同时并存现象。

其次,高校科学研究与区域需求脱节。从知识生产角度看,产教融合停留在低水平。我国绝大部分区域的产教融合模式是所谓“转化模式”,即高校从事基础研究,然后申报专利,最后转化为产品,这种模式科研成果的转化比例不到5%。而需求驱动模式的转化率可高达50%至70%,深圳产教融合的成功就是需求驱动的典型。

产教融合要落地和落实,必须建设区域知识创新中心。目前,我国产教融合项目多是跨区域合作,如北京高校的产教融合项目多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而非京津冀地区。这说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不具备产教融合落地的条件,也解释了中西部高校为什么要到粤港澳地区设立研究院等机构。

近日,教育部出台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举措,分别以西安、兰州和重庆、成都为两大战略支点加以建设。两大战略支点是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最密集的区域,上述内容在这两个区域表现最为明显。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匹配,区域经济发展落后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

在我看来,国家建设西部区域高等教育集群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从合理利用国家经费的角度看,以大学集群的形式建设会产生规模效应,投入少、见效快,避免重复建设。二是把区域内的高校作为一个集群,能够很好地支撑我国西北、西南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激发西部地区的潜能,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陆根书:

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尚待健全

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 2021年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站在新一年的起点回顾过往,可以说我国的整体本科教育质量在改革中持续提升。

质量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难定义的概念之一。因此,要说清为什么本科教育质量在持续提升,首先要弄清楚本科教育质量是什么。我们认为,本科教育质量可从其目的性(是否履行立德树人的使命,培养过程是否透明公开,并达到预先设定的质量标准)、转化性(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发展是否达到或超出既定目标)、超常性(在可信性、公平性、声誉等方面表现是否超常)、责任性(是否为学生提供了充分职业准备,教育教学资源充足,设施完善)四个方面来理解。这四个方面又可以从本科教育的输入—过程—产出三个环节进行考查。

为此,我们根据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状态数据中的各项指标,对近年来本科教育质量及其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除国际交流与合作、毕业生就业类指标中的一些指标受国际形势、新冠疫情等影响有所下降外,多数指标近年来在逐步提升。这说明我国本科教育质量在改革发展中持续提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我国本科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首先,从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视角看,当前本科教育离高质量发展还有较大距离。这几年,我们对陕西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从结果看,如果将课程学习经历各维度按百分制计,目前陕西高校本科毕业生课程学习经历在各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介于65~75分之间。这和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其次,不同地区和背景的学生接受高质量本科教育的机会还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不同高校的本科教育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整体而言,东部地区要好于中西部地区,“双一流”高校要好于普通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公办高校要好于民办高校。中西部地区高校、普通和新建本科高校、民办高校的发展整体上还很不充分。

此外,高校本科专业结构也需要进一步调整,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加多元多样的本科教育,解决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面向未来,我们相信本科教育一定会持续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的前提下,逐步健全本科教育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比如,通过“四新”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强基计划等一系列举措,在本科人才培养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大胆尝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优化治理结构,积极推进本科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同时,积极推进不同地区、层次、类型和性质的高校本科教育协调发展,构建优质、公平、多样、均衡、开放发展的本科教育体系。要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对本科人才的需求,合理确定不同类型高校本科教育的学科专业布局、服务面向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更高效、合理地配置本科教育资源,尤其要支持中西部地区高校、普通和新建本科高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民办高校的发展,努力形成本科教育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最后,还要健全和完善相关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加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师则要成为“大先生”,并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高校教师队伍。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本科教育投入的长效机制,优化投入结构,建立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经费使用机制。要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本科教育评价体系,助力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

 

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

教育国际化未来更重要

我时常在思考,在疫情下,世界究竟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温州肯恩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联手,用三周时间快速搭建起了校园网课1.0版本,将28个国家、地区的122位专任教师和身处17个省市的学生,以及国际生和美国肯恩大学的交流生连在一起。通过线上教学交流,各类观点的碰撞从未间断。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是变小了,它有时就在一个屏幕两端。

另一方面,疫情、环境、气候等问题已成为人类需共同面对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不断创新。高等教育和文化交流是创新的基石。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又是变大了,因为我们要打破藩篱,比以往更重视交流和沟通。

世界在不断变化,人类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愈发需要全人类团结合作。教育合作、教育国际化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高校,尤其是中外合作大学需要不断思考新时代下中外合作办学的角色与作用——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将自身优势放大放深,持续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外合作办学带来种种危机。应对过程中,我们也在逐渐提升对国际化办学风险的认知。后疫情时代,这些优秀做法需要总结,并形成长效机制。例如,探索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未来大学新形态,引入世界范围内的优质在线教育资源,并与原有具有特色的实体校园相结合等。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线上教学的软硬件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提高,我们可以开设更多、更高质量的线上课程,同学们也可以触及到更多全球最前沿的知识。时至今日,虽疫情仍偶有反复,但我们可以从容应对,随时为需要的学生开启线上教学。

未来,我们仍需加快融合发展,整合最优质的课程资源,同时开发网络学习、混合式学习等创新性教学模式,将其融合到教育教学环节中,搭建高效的师生互动交流平台。探索出适应中国教育的高水平国际化办学机制,进而提升国际化办学抗风险能力。

此外,当前全球变局的大背景为高校开展学术交流、人才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对此,国内高校需扩大合作,探索多种国际间互换交流的形式。

以温州肯恩大学为例,2021年学校迎来了办学十周年。其间,我们举办了教育国际化暨高校治理论坛,邀请中外专家一起谈教育合作共赢。此外,我们还与美国肯恩大学开发中美线上实习项目,探索中美教育交流新模式。未来,我们还将扩大交流机会,进一步加强资源共享与互补,分享国际交流新形势下的创新举措、实践探索与经验,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组织云端会议,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同仁间的交流。

对于国内高校而言,面对政治经济的新形势,未来在开展合作办学的工作中还需特别注意的是要立足中国,开展特色性的中外合作办学。也就是说,学校的特色需要结合国情和当地社会发展需要,其专业设置也要能与其他大学形成互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稀缺人才,在有国际视野的同时又有中国特色。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印发,宣示了我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坚强决心,以及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坚定信心。国内高校应持续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进一步深化教育对外开放。

总之,对于中国大学而言,通过扎根中国办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和事务又兼具“家国情怀”的人才,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使命。

 

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沈红:

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更多走进公众视野

2022年,有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将会成为一个学界热点。已有进展表明,一小批被社会命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将在近3~5年内崛起。在这些办学时间不长,甚至还在筹建期的大学中,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是在高等教育体制上有创新突破的大学。

在1949年后我国创办大学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多次投重金于重点大学建设,地方政府无论在力量还是意愿上,对单一高校的财政投入都相形见绌。然而,南方科技大学得到深圳市政府“倾全市之力”的支持。这是一种由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投重金建设、省级政府所属高水平大学的办学体制创新。在南方科技大学2012年“去筹建校”之前,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案例。目前呼声很高的大湾区大学是又一所要走这样体制创新路线的大学。

2018年获批的西湖大学是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非营利性大学,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举办。地方政府也有包括土地、政策和资金在内的投入,从而形成了一种主要由基金会投资办学,但呈现出混合投入性质的体制创新大学。办学仅三年,该校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成功吸引了社会资本的青睐。由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投资举办,地方政府投入土地、政策和资金的东方理工大学很快也要开始正式招生。这种大学的办学体制创新体现在资金来源结构上。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与内涵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办学体制上有创新。以上列举的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校之所以被称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正是因为它们分别在地方政府办学、以教育基金会为主办学上的体制创新。正在筹建中的大湾区大学、东方理工大学分别是上述两种体制创新的再突破。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往往并不是单向度的,既有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向,也有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的方向。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就是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同时,形成中的理论可以与运行中的实践适时互动。由于这种新型研究型大学不能办成特大规模,中央政府不可能再花重金投入新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中,而随着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对高水平大学需求的迫切,新办的高水平大学将会迅速增加,对这种大学的办学思想、类型建构、机制体制等问题的研究也会多起来。这类大学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独特模式的一种存在,并将影响世界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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