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

李桓英（1921— ）

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1958年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她解决了麻风病防治领域的关键问题，救治了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入选“3个100杰出人物”。

1980年，李桓英在广西北海市给医务人员讲课。

1980年8月，李桓英在美国CDC介绍中国情况。

■陈萌萌

8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称号。

这位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老人，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她将大爱铸进百年人生，用毕生坚守诠释医者仁心。她为国家、人民所奉献的热血和汗水，值得我们永远感谢和铭记！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李桓英，这位100岁的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

1958年，37岁的李桓英舍弃国外优厚条件，只身一人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为实现“没有麻风病的世界”的目标，她长期奔波在云、贵、川等偏远山区，曾4次遇险，摔断过两侧锁骨和肋骨。她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救治了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李桓英的人生历程中曾有三次重要选择，而这三次选择，都是李桓英将矢志报国、勇于创新的科学家精神融入生活与工作后作出的慎重决定。她身上所体现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是我国科技界酝酿积淀的厚重品格，也是我们开辟新时代自主创新道路的精神禀赋。

1950年，李桓英在日内瓦。

“英”才报国：舍小家为大家

李桓英出身于一个生活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李庆芳是清政府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后任山西省高级参议员，“七七事变”时日军意图收买他，遭拒后将其软禁以胁迫合作，直至逝世。祖父的铮铮风骨深深印刻在李桓英心里，爱国奉献的种子在她心底悄然生根、发芽。

1926年，5岁的李桓英就读于祖父出资创办的怀幼女子学校，自此开始坎坷的求学生涯。对于这段经历她曾自述：“上大学之前，从念书到考入同济大学，我换过9所学校，包括国外的学校。在动乱时代念书，换了这么多学校，又在国内跑了不少地方。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我的生活和事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求学方式对我个人成长是有益处的。”

早期成长经历培养了李桓英强大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为之后边调研边医治的工作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李桓英赴美求学之初，学什么专业成为她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时细菌学很前沿，但选择这个专业，就得做好去偏僻地方工作的思想准备。李桓英深知，公共卫生是群防群治、关系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贫困地方更会有疾病，更需要公共卫生，心怀远大抱负的她毅然选择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成立，品学兼优的李桓英得到导师Turner举荐，成为世卫组织的第一批官员。随后她往返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在世界各地推行热带病防治计划。

7年后，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卫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而久居美国的家人也劝说她续约，不仅待遇优厚，还能实现自己的专业价值。然而，一件小事促使李桓英“舍小家为大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了第一次重要选择。

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李桓英在从印度尼西亚到洛杉矶的途中中转、随着其他乘客一起过境签证时，遭到机场人员阻拦。他们要求李桓英和另一位中国同胞必须按手印才能通过，为此多停留了两个多小时。这件事使她深受触动，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国弱民孱，华人在海外依然受到歧视。

李桓英联想到自己走访过的亚非国家因贫穷而导致疾病肆虐，祖国面临着同样困境，急需建设，由此她作出了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毕生精力投入到养育自己的土地上”。她坚信自己几年的联合国工作经验对回国后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我在世卫组织工作，个人的话就是留档，没有国籍。你要是问我回国的初衷，我觉得国籍比家庭重要。给自己的人民做工作，心安理得。得到人民的认可，是我最大的安慰。”多少年后在面对采集工程小组采访时，李桓英坦诚地说，“我个人的工作历程中，在世卫组织收入多，但我的个性本身是不追求享受的，也不追求名利。能够做点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回到祖国来工作。”

当时，只要能回到祖国工作，李桓英就心满意足，甚至她在回国之前就已决定，无论分配到哪里都愿意去。因此她在回国后填写意愿时，写下了“随便”两个字。“我就是简单地想回国工作。”李桓英说。

1958年，怀着拳拳报国心的李桓英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回到了祖国。她被安排在中央皮肤病性病研究所，任主治医师，从事梅毒螺旋体研究工作。回国前她已经在世卫组织积累了雅司防治工作经验，能够很快适应国内的现场需要。自此，她一头扎进了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对梅毒特异性血清诊断等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江苏泰州市苏陈乡的儿童头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防治。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李桓英的父母实在不放心孤身一人在国内生活的女儿，托人寄来牛奶和豆子，并再次动员她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这年寒冬，父母专程从美国赶到香港，催促女儿早日赴美。李桓英赶到香港，再次向父母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国内遭受自然灾害，我的生活确实很苦，但是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作为医生这个时候远离而去，还不如当初不回国。”机场送行时，母亲调头不理她，父亲流了泪……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李桓英与年迈父母的诀别。

1983年，李桓英过独木桥去勐腊。

“英”心仁德：转攻麻风病研究

麻风病在我国已有千年历史，是一种由麻风杆菌感染导致神经系统受损的疾病，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严重者会出现鼻塌眼陷、断手断脚和肢体畸形等症状。当时坊间流传儿子把得了麻风病的母亲活埋的事情，更增添了人们对麻风病患者的畏惧心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李桓英下放期间去麻风寨时不断向大家强调：“麻风病患者也是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心、人间的温暖，更需要爱。”经过调研，她坚决反对把麻风病说成是遗传性疾病或基因缺陷疾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医疗卫生不到位，如果早发现早治疗，麻风病并没有那么可怕，都能被治好，而残疾往往是因为多年没得到合适治疗造成的。

心怀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李桓英暗自坚定了日后献身麻风防治事业的决心。1978年，她作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来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正式开启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

事实上，如此选择更意味着与艰苦结缘。麻风病患者多分布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做一名麻风病医生需常年出入山区，所以有人宁可被开除公职也绝不当麻风病医生。但李桓英却无所畏惧，她只想减轻麻风病患者的痛苦，尽早攻克令人闻风丧胆的麻风病。

转变方向专攻麻风病后，李桓英第一时间赶到我国麻风病高发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逐一考察。她坚持深入现场，原因在于，“国家鼓励独立自主创新，老师传授给你的东西只有二三十年经验，到现场能够拥有第一手资料，工作一点都不会落后”。麻风病是农村病，流行的特点是分散，一通考察下来，她发现把患者集中起来住院治疗，不符合病症的自然规律，是不科学的。

同时，为了消除人们对麻风病的误解，李桓英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那个“谈麻色变”的年代，别说普通群众，就连许多从医者对麻风病患者也是绕道而行。最初进入麻风寨时，当地工作人员心里害怕，戴手套穿靴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被李桓英批评了一通。她反复向大家解释：“麻风病传染性有限，不可怕。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

李桓英在检查患者时，从来不穿隔离衣、不戴手套。有时她还特地做给当地群众看，摸摸患者、再摸摸自己的脸，并请当地领导一起摸摸患者……

她对患者的耐心、细致和爱护使其深受感动，许多女患者都叫她妈妈。开展短程联合化疗下乡时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60多岁的李桓英需要走过浮桥，为了从情感上拉近与患者的距离，她拒绝工作人员的搀扶，指名要麻风病患者阿印帮忙搀扶。

“英”名留史：走出一条新路

1978年，世卫组织制定热带病规划以控制全球范围内的六大热带病，麻风病位列其中。根据该规划，李桓英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被选派到美、英、印等7国的麻风中心访问。

时隔20年，曾毅然决然告别父母姊妹、回归祖国的李桓英第一次在美国与亲人团聚。归期越来越近，亲人的劝阻越来越深切，“大姐，您年纪大了，在国内又孤身一人，就留下来吧”。与李桓英曾共事多年的同事也猜想，在国内无亲无故的李桓英，不再回国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边是亲人的挽留，一边是祖国的需要，李桓英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坚守对麻风病患者的承诺——“我一定带着药回来，把你们的病治好”！

那一次，除了考察各国麻风病防治情况，李桓英还向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大量药物和医疗资源，如期回到北京。

为了探寻更好的麻风病治疗方法，李桓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提出非隔离的短程联合化疗（以下简称联合化疗），并大胆论证病人服药24个月后即可全部停药。

1983年初，李桓英开展了全国第一个麻风病联合化疗试点。

然而，万事开头难，由于受到长期的疾病折磨和人群歧视，许多麻风病患者对治疗既缺少信心，又难以适应定时定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患者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此时的李桓英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她说：“我巴不得自己传染上（麻风病），让你们看看我能治好它。”

在山东潍坊37例多菌性麻风现场推进联合化疗时，患者和医务人员都表示难以接受。之前，麻风病一向是终生治疗，治好了起码要巩固5年以上。而对这个新方案，国内还没有经验，李桓英只好通过动物实验反复向大家解释，“创新就会有风险，怕担风险就会守旧”。

为保证患者规范服药，李桓英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每个月派专职医生亲自发药、查菌、染色，直到疗程结束，观察、化验、临床分别由专人负责，保证实验的标准化，并坚持8年时间以追踪联合化疗的效果。二是耐心向患者解释“红染”现象。联合化疗刚开始时，因服药初期出现有皮损的手脚变黑、小便颜色发红等现象，患者不肯再吃药，李桓英便苦口婆心地给病人做心理工作，保证吃完之后色素会消退。看着眼前慈眉善目、一心为患者着想的李大夫，他们心动了，就听李大夫的吧。果然，疗程结束、停药半年后，色素消退了。

“麻风病说到底还是穷病。如果我们农村最穷困的地方都达到小康水平了，麻风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我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应该竭尽全力尽早做好防治工作，千万别让我们的下一代残疾，这是我心中的目标。”李桓英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桓英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调研病情。40年来，她经历了2次翻车、2次坠河，两侧锁骨和肋骨都曾摔断，头部缝了7针。一次是在联合化疗刚开始办学习班时，李桓英等人从西昌去昆明途中发生车祸，她滚下斜坡10余米；还有一次是到汶山介绍联合化疗的途中，她从车中被甩出10余米，至今肩膀两侧还不太平衡。受伤后她乐观地说：“庆幸翻车断的是手骨，而不是断腿。腿断了要在床上躺几个月，对工作影响太大了。”

令李桓英无比欣慰的是，使用联合化疗的重病患者全部治愈，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追踪观察中无一例复发。

联合化疗成为麻风病治疗史上的一次革命！1994年，该方案被世卫组织在全球推广，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重获新生。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我回国值了，生命没白活，在国内我走出了一条新路。”李桓英说。

在这条新路上，李桓英曾经走得特别艰苦，在中国的云、贵、川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麻风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回顾这些经历，李桓英云淡风轻地告诉采集小组：“只要你喜欢这项工作，就不觉得它有多难了。”

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当月，95岁高龄的李桓英庄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年，她又迎来了党和自己的百岁生日……当被问到想对年轻党员说些什么时，李桓英说：“归属感很重要，这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叛变，叛变你的思想，叛变你的人民，叛变你的根。”

回首往昔，李桓英觉得自己的一生值了，但她还不想退休，还愿继续贡献力量。她说，麻风病早发现早治疗的实验室诊断比联合化疗还要难，将“早发现”落实到基层是她近期的最大愿望和研究方向。

“能从事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三生有幸，我不后悔！回到祖国也是我正确的选择，是祖国这片沃土造就了我，让我有机会放手工作。取得今天的成绩，得到人民的认可，是我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满足。在有限的时间里我还愿意工作，还愿意为麻风病患者服务，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李桓英说。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李桓英早期成长历程口述实录：

“我把孝心都献给了祖国”

▲1936年，李桓英（后中）与家人的全家照（左起二弟李际申、母杨舒温、妹李林英、父李法端、大弟李际英）。

▲1980年夏，李桓英在美国洛杉矶的父母墓地前。

李桓英曾立下宏愿——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其立志投身医学事业、又倾其一生致力于麻风病研究呢？或许，从她对自己早期成长经历的口述中可以看到答案——

在我儿时印象中，我的祖父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他反对打牌，自己也不喝酒。有一次母亲想给我扎耳洞，被祖父知道了，就制止了这事。所以我到现在没有耳洞，也没裹过小脚。

祖父是一位爱国人士，学过法律，会说日文，他在任山西省高级参议员时可以帮政府起一个协调作用，但他从来没有参与伪政府、帮日本人做过任何事情。“七七事变”时日军想收买他，他没有答应。我祖父说，将来要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做人，所以他不能去伪政府工作。听说祖父后来是得肺炎死的。

我出生的时代正逢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融更替，这影响了许多家庭。我父亲在德国留过学，他回国后被安排在铁道部工作，最高做过司长的职务。我母亲在小学教书，她个性非常强，不愿受人管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我很多自立、进取的思想。

我从小衣食无忧，接受过良好教育。我在小学、中学期间一共换了9所学校。在北京西交民巷的德国小学念了一年，后来在上海大西路的德国学校又念了半年。我母亲说：“你在中国待着，德国学校又太贵，你老学外文有什么用处？不需要。在中国必须学中国文化。”所以后来在杭州时我就很艰难地去学中文，念了一年杭州私立弘道女中。后来我父亲调到南京，我就转学到南京中华女中，一直念到了高一。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父亲随着政府转移到重庆，在那里我们全家住了半年。后来我们坐船到香港，又住了两年。在香港我念过一个天主教会学校Mary Knoll，念的是英文，我现在英文底子还行可能就得益于那两年。

当时我国有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为了考取国内大学，我又念了私立学校，以便报考。

那年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算是被我“碰”上了，同济大学前身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对德文有要求，而我恰好从小就学过德文，各种机遇加在一起，我考进了前十几名，顺利被同济大学录取，从此开始我的大学生活。学医是我祖父的意见，他说既然你德文好，那就学医好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一点，因为父母给我不少生活费。但我也有不满，因为他们那时在重庆，上海到重庆的交通也算方便，经常一个电报就催我回去，我要出去旅游一下也不让。

说句良心话，父母对我还是很好的，对我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回顾我这一生，我觉得作为子女，我对他们的回报太少了。可能我把孝心都献给了祖国，也许这是更大的孝心。

所以，我现在也不懊悔，我觉得还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更好。是谁把我养大的？我觉得还是老百姓把我养大的，我更应该回报他们。

（陈萌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