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才妃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11/16 16: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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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文物保护工作者”

探访战国秦长城。 兰州大学供图

做西夏王陵墙体模拟试验。 兰州大学供图

在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谌文武的办公室门上,一块写着“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文保中心)的金色牌匾格外引人注目。“文保中心为什么不在历史学院而在工学院?”面对记者这一小小的疑惑,谌文武向《中国科学报》讲述起文保中心的故事。

1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首次把科技创新放入文物保护相关政策标题当中,对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全链条布局。

用科技力量让更多文物焕发新生机,是文保中心一直追求的目标。

给文物“看病”

文保中心团队的日常是怎么打开的?

谌文武表示,从给文物做“检查”“确诊”,再到“配药”“手术”,到最后“复诊”,每接手一处文物,文物保护工作者都要对它的病害类型及发育情况、病害形成机理、加固材料、保护工艺等进行一次系统研究,在保护工程完成之后,每隔一定年份还要前往现场对其保护效果进行持续性评估。

2008年,文保中心团队受青海省文物局委托,负责对青海明长城遗址进行抢险加固。通过对长城赋存环境和病害的调查,他们认识到明长城土遗址主要发育的病害有片状剥离、冲沟、掏蚀、坍塌、裂隙等。由于高寒阴湿导致较大的昼夜温差、强烈的蒸发、集中性降雨等,是造成长城破坏的重要因素。

只摸清文物的病害机理远远不够,还要对症下药,选取加固材料,设计保护工艺。为了更大程度地做好保护加固工作,该团队在分析遗址土体基本物理性质的基础上,开展室内模拟试验,基于强度、耐久性、兼容性等指标,优选出最佳配比的土遗址加固材料。

在对长城土体的物理性质进行研究后,文保中心成员用改性聚乙烯醇材料对其原状土和重塑土样进行加固,结果发现,经过改性聚乙烯醇材料加固后,原状土和重塑土的强度都能得到明显的提高,由此得出结论:改性聚乙烯醇材料是长城土体加固的理想材料。

药配好后,文保中心成员还要对每一个细节进行精细化设计,其中包括不同地方使用的改性聚乙烯醇浓度、灌浆时加入的土块尺寸、灌浆压力等。灌浆后,长城外貌会有改变,工作人员还需对加固区进行做旧处理。到这一步,对文物的整体修缮工作就基本完成了。

2008年到2020年,文保中心成员还对青海明长城进行多次复诊评估。“每到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都要亲自去现场,不仅评估之前的保护效果,还要检测是否存在新的病害,对每一处文物的保护都要经历一段长期不断发展的过程。”谌文武说。

“双剑合璧”模式

20多年前,应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雄的邀请,以教授胡之德、张明泉、韩文峰为主的兰大前辈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开展文物保护工作。2003年,兰州大学和敦煌研究院联合组建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中心成为当时国内高校中首个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近20年来,文保中心成员悉心“照料”着古遗址(历代长城、佛寺遗址、古城址等)、石窟寺、古代壁画、岩画、古墓葬等岩土质不可移动文物,让它们继续诉说古老的文明和故事。

谈起与谌文武一起的踏勘经历,兰州大学2020级博士生贾博博笑着说:“谌老师特别善于讲故事,他经常叉着腰站在遗址面前跟我们讲 ‘这是怎么修缮的,是什么病害、怎么发育’等,一讲就是半天。而且,有时候他没讲够,回到酒店,还会把房间墙壁当作简易幕布,打开投影仪,继续给我们讲。”

“谌老师是真的很喜欢做文物保护工作。他在这个领域坚持深耕20多年,我们打心眼里敬佩。”兰州大学2009届博士、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郭青林说。

2006年,正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郭青林接到了谌文武的电话,“老师建议我读博,我已经本科毕业了很多年,谌老师还记挂着,当时特别感动。”听取了谌文武的建议,郭青林于2006年师从李最雄攻读博士学位。

当谈到敦煌研究院与兰大的合作时, 郭青林表示: “兰大的胡杨精神与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精神非常契合,合作起来有‘双剑合璧’之势,可谓建立起一种典范式的院校合作模式。”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完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这一环节中,要求“2022年底前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初步建立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专门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今年,兰州大学联合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成立了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希望在古遗址、石窟寺和古代壁画保护方面,充分发挥联合团队在国内的领先优势。

一代代人延续文物生命

今年是在敦煌研究院就职的2018级在职博士生王彦武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当问及坚持的动力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最核心的一定是热爱。”

“热爱是因何产生的呢?”

“我想它源于硕士期间谌老师对我们的学术训练和培养,这让我对文物保护有了最初的认知,随着工作的深入,认知不断加深,也就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做文物保护需要情怀。”2020年博士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的王南说。在参与多项文物保护工程实践过程中,王南了解到文物系统工作环境较为艰苦且人才紧缺,“但老一辈却毫无怨言、艰苦探索,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这更坚定了他做文物保护研究的决心。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整个社会对文物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贾博博说:“我们在对遗址墙体进行三维扫描的时候,为了定点会在遗址附近布置一些靶标,一些小朋友还会跑过来问我们这些靶标以及仪器设备的用途。”

贾博博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后来者参与,让文保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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