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6岁老教授的“忧愁”，引起了科研圈内外的巨大反响。

“我忧愁的、不开心的地方，就是觉得我们年纪轻的人跟上来的不够。我们的标准是看论文，不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年轻的人才为了论文而工作，发表了高级别的论文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这样是做不出工作来的。”

近日揭晓的2020未来科学大奖中，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教授王振义是“生命科学奖”获得者之一。在接受电话连线时，他表达最多的不是获奖的喜悦，而是对我国年轻人才成长的忧虑。

中国的年轻科研人才怎么了？对老先生提出的问题，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的？怎样才能让年轻人跟上来？

被点名了，年轻人服气吗？

“考核导向的指挥棒就在那儿：发论文有奖励，实验项目有奖励，做些其他的横向研究可能也会赚点钱……”一位36岁的高校副教授对《中国科学报》说，“我们改变不了，说什么也没用。”

“大多数30岁～40岁的学者都是副高级别及以下，这个层级的科研人员工作任务都比较重，非常辛苦。如果没有人才‘帽子’，收入就比较低，大多数人的年收入约为10～20万。这些钱用来养老养小，父母有退休金还好，如果是出身农村的青年学者，只有这点收入，真挺困难的。”他说。

这位副教授坦言，在他身边，有大把人拿不到项目、发不出论文，有的索性就出去兼职多赚点钱，把学校的工作当成了副业。

更令他心凉的是，他曾经看中了研究生里的一棵科研“苗子”，认为他很有科研头脑和发展前途。但当他建议这名学生继续读博，走学术道路时，学生回应“我看到老师们做科研太累了”，最后放弃读博选择考公务员。

“对此我感到挺失败的。”这位副教授说。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是‘新手’，没有经验。”另一位32岁的高校副教授对《中国科学报》说，对他们来说，工作和家庭都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各方面的综合压力。

尽管他很钦佩王振义等老一辈科学家心无杂念、钻研创新的工作状态，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的科研评价机制，可能导致了让老先生“忧愁”的现状。

“如今，国内仍然有少数单位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职称评审条件，类似于KPI。升不了职称，就会影响到青年人的发展，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说。

时代进步了，评价体系反而倒退？

无论是王振义老先生的“忧愁”，还是年轻科技工作者的“吐槽”，都直指当下的科技评价机制。

“有人说，当年老同志没有什么考核，没有SCI也发展得很好，这些老科学家现在也很受尊重，那个时候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科学氛围？而现在社会进步了，这种氛围为什么反而减弱了？”今年7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刘嘉麒发出了这样的诘问。

他认为问题在于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

“现在是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什么都靠数据说话，看似公允，却不客观。对人的评价不能靠数据，人的精神、道德是没法用数据来衡量的。光看数据，就忽视了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助长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甚至剽窃、造假等行为。这污染了学术环境，也伤害了存心做学问的老实人。”

同时他也强调：“不能笼统地说年轻人不好、老科学家们就好。我觉得年轻人也有很多踏实做科研的，年长的学者也不见得都好。”

不看论文，我们还能看什么？

国家也在关心年轻科学家的成长问题。

近日，科技部召开了中青年科学家发展座谈会，旨在研究破解支持中青年科学家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会上一个热议的问题就是：破“四唯”之后，评价标准该如何定向？

“精神道德的确没法用数据衡量。但人做事情做得好坏，是有口碑的，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评价靠的不是数论文数，而是你把所做的贡献拿出来，让大家看到证据。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穆荣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科学家所做的贡献是很多因素带来的，绝不只是文章、专利。”

他指出，所谓破“四唯”，关键在于是政府机构不要“四唯”，政府机构不要评价科学家，也不要评价技术专家——“要减少行政对人的评价。”

“评价科学家，要让小同行去评价，小同行是专业人员，真正懂这个行业领域，知道他们创造的科学价值和技术价值有多高，由此判断他的贡献和能力水平。”穆荣平说，“因此，可以让用人单位来评价他，用人单位最清楚他做了什么贡献，不会只去数论文评价。”